有錢父母買，沒錢父母打，聰明父母……

我出生在一座南方城市，我小時候父母的娛樂不多，他們最大的愛好就是看點越劇什麼的？本來嘛，看看傳統民間戲劇也沒什麼不好，還可以順便給我們小孩講講白蛇傳、梁祝什麼的。

可是問題來了，他們教育孩子的經驗也從這些戲劇上得來。這些戲劇都有一個梗，這就是狀元。劇情大逆轉的高☆禁☆潮就是書生考上了狀元來改變命運。

這件事情有多扯我也不說了，但是這些狀元的孩童教育卻是清一色的嚴厲，慈母含著眼淚痛打自己的愛子，我爸媽也含著眼淚看完這些狗血劇，然後他們一致得出一個結論，想要孩子孝順和發達，就得打。

打打打，棍棒底下才出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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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打孩子非但不能讓他考上狀元，也不能使他更聰明，而且後果很嚴重。

尤其當孩子還在四五歲的幼年期，此時正處於心理建設階段，自我意識逐漸形成，這一階段的心理狀況將直接決定孩子長大以後是否能自主自信。很多成人具有很強的自卑心理，一生都揮之不去，其原因就是童年事情受到打罵太多，永遠失去了自信。

同時打還會給孩子帶來另一種巨大的心理創傷，棍棒成為他內心深深的恐懼。為了逃避這種恐怖，有些人甚至會走向“人格分裂”。

更恐怖的是，打孩子這種教育方式也能夠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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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問題來了，這個流傳很廣混帳想法是怎麼來的。

其原因就是統計學的“垃圾樣本”。

這個說起來有點複雜。我舉個簡單例子。

1936年，共和黨人阿爾夫·蘭登競選美國總統，他的民主黨對手是尋求連任的佛蘭克林·羅斯福。《文學文摘》是當時影響力很大的新聞週刊，雜誌向訂閱者以及能夠從公共檔案中查到位址的汽車和電話主人寄去了一份調查問卷，總共加起來有1000萬美國公民收到了這份問卷，這個樣本容量在當時算得上是天文數字了。最後《文學文摘》預測蘭登將會以57%的支持率擊敗羅斯福贏得選舉。

然而事實剛好相反，羅斯福獲得了60%的選民投票。《文學文摘》的預測為什麼會如此不靠譜，其原因就是他們的樣本是典型的“垃圾”，該雜誌的訂閱者比普通美國人要富有，因此更有可能投票給保護富人利益的共和黨，而1936年家中擁有汽車和電話的選民投票情況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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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棒教育孩子和子女孝順這兩個樣本出現高度正相關，其很大原因就是樣本出現“垃圾”。

雖然棍棒式教育也會出現在上層階級（賈政暴打寶玉），但更多地是出現在窮人家庭。

因為越是貧寒的家庭，父母越會使用近乎苛刻和絕望的方法希望子女能改變命運（畢竟孩子能改變命運的方法不多），同時也會對孩子成績產生更大的焦慮，並且窮人的孩子沒這麼金貴……

接下來才是問題的關鍵。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埃米發現，窮人的孩子普遍更孝順。因為富人家的孩子盡孝道義務的邊際成本很高。有錢的孩子時間用在了開跑車泡嫩☆禁☆模，這些寶貴愉快的時間用在陪家人聊天上就好像變得很不值了。

窮人的孩子外出打工，飽受白眼，家才是遮風避雨的地方，才是他們最想念的地方。工頭欺負他們，老闆常常不地道，這些越發使得他們明白父母對他們的好。

越是生活的艱辛，家庭內向的凝聚力就越高。親情是他們最大的財富，和家人在一起顯得彌足珍貴。

窮人的孩子過年就算走路也要回家，富人的孩子早早計畫去海島還是歐洲。

所以不是因為棍棒出孝子，相濡以沫的艱難生活才是孩子孝順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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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家的父母相對來說不太打孩子。但那些父母普遍很忙，有時心裡負疚，會給孩子買各種昂貴的禮物。這些老爸可能從來沒有看過一次孩子的作業，但往往和孩子承諾：孩子，你喜歡什麼禮物告訴老爸。或者就是：兒子，你到十八周歲的時候老爸給你買輛跑車。

有錢人家的孩子常常初中就開始在私立學校寄宿，更有甚者小學就讓孩子寄宿。還有的孩子在初中或者高中就被送往國外。

這些孩子也許在事業上會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是他們不會和你親。他們存在心理的“營養不良”——沒有父母陪伴的滋養。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生命狀態和父母完全不一樣，他們和父母沒有共同語言，共同記憶，沒有默契，最後的結果就是互相不能接受對方，互相疏離淡漠。

你還記得賈樟柯的電影《山河故人》嗎，主人公的兒子Dollar從小生長在澳大利亞，連中文都不會說，跟父親都沒法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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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管你有錢還是沒錢，多和孩子在一起，多陪伴孩子，這樣的孩子才更孝順。孩子對待這個世界的模式就是從我們這裡學來的。

這個世界很公平，小時候我們多陪伴孩子，等我們老了孩子也會多陪伴我們。你孩子小的時候不在身邊，只是給他買買買，那麼等你老了你也見不到他，陪伴你的只是一個又一個你懶得拆開的快遞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