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贛生猛
他用夢境抵達真實，他以過往回溯未來。他鏡頭下的凱裡如夢如幻，他關於時間和情感的講述令人如癡如醉。在電影娛樂化愈演愈烈的時代，畢贛以令人驚歎的原創精神，完成了一部既充滿詩意，又直指現實的力作。
灰綠色高領上衣 Pye
畢贛，生於1989年。2011年畢業於山西傳媒學院，2012年憑短片《金剛經》
獲香港 ifva電影節特別
表揚獎。2015年，他的長片處☆禁☆女作《路邊野餐》獲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新
導演獎、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金熱氣球獎、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等。法國著名影評刊物《電影手冊》稱讚他
“創造了一種強有力的新魔幻現實主義,有時令人費解,
卻刻刻讓人著迷”。
每到淩晨三點的時候，畢贛的角色們就開始跟他說話了。
最近他們來得越來越晚了。因為畢贛要幫著妻子給孩子洗澡、穿尿布、餵奶、哄入睡。到了深夜，等孩子睡熟了，他們才能給畢贛寫信，聊聊各自的苦衷，將貼滿一面牆的文字延伸開去。他們知道這個小個子青年最瞭解、體會他們。畢贛則覺得，“他們中的每個都可能是我”。
上次給畢贛寫信的是張夕，一個生活坎坷的女人。她年輕時嫁給了在舞廳認識的男人。後者混幫會，講義氣，替老大報殺子之仇，卻把自己賠進了監獄。九年來，男人一直收到張夕寄來的信。等到他出獄才知道，妻子已在年前幽幽病逝。
這只是張夕和她親人們命運的一種。在此前和此後，她在時間、記憶和思念組成的迷宮中變化騰挪著，重組出種種如夢似幻的可能。但天又快亮了，孩子開始啼哭。 角色們便一一離去。畢贛得推開門走出書房，“去看他為什麼哭，你也沒有辦法，所有人都在那兒”。然後又是一天的日常家務——新家是鋪木地板還是瓷磚？哪個牌子的嬰兒車才不會夾到孩子的手？奶粉的品質怎麼保證？過濾能不能保證食用水的安全？
在深居內陸的貴州小城凱裡，最微小的細節都需要最精細的推敲。年輕的父親耐心地學習著，迅速地適應著。雖然工作效率低了，他卻很依賴這種瑣碎的穩定。
“漂泊對創作者來說是特別短暫的一種爆發，我已經體會到了，之前都在到處做事情。所以接下來我不需要那種狀態，那樣也不可能出好的作品，只會迷失在名利之間。我是有家庭的人，每天考慮的是柴米油鹽。”
在過去的一年中，對畢贛來說，把時間花在柴米油鹽上是奢侈的。
2015年，他憑藉一部低成本長片《路邊野餐》在瑞士洛迦諾電影節拿下最佳新導演獎，之後又斬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紐約時報》稱之為“具有超現實的美感”。《好萊塢報導者》的評價則是“夢幻、充滿詩意而又時時脫軌，讓人難以相信20多歲的導演完全是個新手”。名聲從天而降，聚光燈隨時懸在他頭頂。廣袤的世界向這個小鎮青年敞開懷抱，承諾著榮寵和繁華。
可畢贛還是更喜歡做西南小城中的一個閒散青年。他在老家結婚生子，喜歡吃米粉，更喜歡“葛優癱”在家裡想東想西。北京很麻煩，去哪都要坐很久的車，時間歸於無效。而凱裡是具體而微的，它有涼爽的夏天，節奏緩慢的親朋，妻子的嘮叨和孩子的尿布。這些風箏線牽住了年輕的導演。要沒有呢？“那可能就不知道飛到哪去了。”
但外人休想慣性地將“故鄉情結”套在畢贛身上。這個圓臉的小個子青年會抬眼反問：“我又不是逃亡的人，對不對？我現在就在家，所有的親戚都很近。要說為‘故鄉’拍什麼什麼，會不會特別矯情？在那邊拍，是因為生活的慣性讓我在那有安全感。老提這個詞，證明很多人還是不太關注電影本身吧，覺得拍片總要有一種身份才行。如果你什麼身份都沒有，好像你拍的電影就不高級。”說完，27歲的畢贛垂下眼簾，仿佛睡意上湧。一眼看去，絕難猜到其人生箴言是“不服從”——當年是不服從于家人安排的鐵飯碗，如今則是不服從於外界期待的清高文藝形象。在“一夜成名”之後，他要瑣碎的生活細節來支撐自己細微的安全感。他要黎明時孩子的哭聲讓角色退去，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他：你是一個特別普通、細節豐滿的人。
像凱裡一樣，《路邊野餐》是潮濕而柔軟的。鄉村醫生陳升百無聊賴地獨自活在鎮上，偶爾寫兩句詩自娛。妻子母親都在他坐牢期間逝去了。同母異父的弟弟又不認他。唯一親近的小侄子衛衛，還被“賣”到了外地。陳升決心外出尋回衛衛，順道實現一位老同事的囑託。這個歷經坎坷的中年男人坐上火車，渾不知自己就要遭遇未來，並與逝者重逢。
從陳升進入時空交錯的神秘小鎮開始，畫面便連綿不斷。觀眾們跟隨著男主人公穿行在綠意朦朧的山路之間，打聽著“會吹蘆笙的苗人”。老人們搖著頭，舉手往山路上一指：好多都老了，死了，那上面或許有，找找看吧。
陳升去了。他見到長大的衛衛，穿上給別人的贈衣，身份恍惚起來。忽而鏡頭又似乎有了自己的意志。它離開了陳升，在山村縫隙中跳躍、追隨，見證了衛衛的愛情，又回到努力填補遺憾的陳升身上。天色漸暗了，時不再來。在眾人注視下，這個總是面無表情的男人鼓起勇氣，唱起了一首上世紀70年代寫就的兒歌。他顯然毫無準備，跑調得厲害，觀眾都忍不住要為他尷尬。但這是畢贛心目中整部電影“最純真的一刻”，甚至是他整個職業生涯都要去追尋的一刻。為此，他不許已合作了5年的主演陳永忠提前和樂隊排練，也不告訴對方選歌的意義。
“他會特別疑惑為什麼、怎麼會去唱這種歌，那就好了。你有排斥的心情、不能理解這首歌就是對的，因為你唱了才能理解它。”
“月亮下的細語都睡著都睡著，
我的茉莉也睡了也睡了，
寄給她一份美夢，
好讓她不忘記我，
小茉莉請不要把我忘記，
太陽出來了我會來探望你……”
歌聲飄蕩著，鏡頭靜靜搖開。觀眾們看到了人群中那個或許也叫張夕的女人。她捂住了嘴，無聲地哭起來。
不論技術如何粗糙，這個徹底拋棄傳統線性敘事的長鏡頭註定為影壇矚目。洛迦諾電影節選片負責人馬克·佩蘭森在其短評中寫道，“畢贛創造性地構建出一種詩意地進入自己家鄉的途徑，以一個40分鐘的長鏡頭，混合了主角的過去、當下與未來。”畢贛亦以其強烈的現代手法自詡：“它整個視點特別的複雜——一會兒第一人稱，一會兒第三人稱，如果放在100年前，我們的觀眾是沒辦法閱讀這樣的作品的。”
而這個現代性的鏡頭，是以近乎原始的手段拍攝的——攝影師和錄音師各搭一輛摩托車跟拍，有時甚至跑著拍，錄音師獨自舉話筒杆完成全部收音。男主角陳升的扮演者陳永忠是畢贛的小姑父，扮演童年衛衛的是他的弟弟。電影在凱裡本地拍攝，前期成本約20萬，是畢贛搭進全部積蓄又東挪西借來的。他在山西傳媒學院讀大專時的老師丁建國就資助了不少。錢用光了，丁就打一萬塊過來，過幾天再打一萬。戲拍到70%的時候，劇組宣告“彈盡糧絕”，畢贛在山上冒著大雨補拍。沒有人知道前路究竟會如何。畢贛只告訴劇組成員，大家在幹一件了不起的事。
這些艱難困苦，媒體在之前已反復挖掘過，或多或少有渲染創作者篳路藍縷的意思。畢贛卻不以為意。他會故意透露：以前拍短片資金用盡、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在‘作死’”，買了一條金毛大狗來養。沒錢買狗糧，畢贛吃麵條，狗也一起吃麵條。現在想來，“真的沒有覺得當時不好，就是很窮而已。這些事不是你可以用來賣成功學的。”
同樣，他也不願渲染自己的孤獨童年，作為片中感傷情節的佐證。小時候，他目睹父母不和，最終離婚。母親外出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小名就叫“衛衛”的畢贛暫住在父親家。以開計程車為生的父親一出門，就把才幾歲的兒子反鎖在屋裡。有一次外婆走遠路來看孫子，卻打不開門，老人家在門外急得直哭。
但有空時，藝術家性格的父親也會帶著畢贛去看電影。凱裡有個“很廢墟”的電影院，當年人煙鼎盛。看周星馳的電影時，畢贛還在上小學，只記得某一幕中“有很多劍插進那個轎子”，很嚇人。他怕得蒙住眼睛，又忍不住從指縫去看。至今，他仍認為“那是最好的看電影的狀態”。遇到想挖掘“童年缺失”的人，他總在強調：“我沒有少過什麼，從小就是得到滿足的，我唯獨不滿足的就是創作裡面的那些東西。”
中學時，畢贛覺得聽課沒意義，於是再次“不服從”。——每次上課都不帶書、不帶筆記本坐最後一排，想睡覺就睡，只是“絕對不擾亂紀律”。大專畢業後，畢贛拍了電影處☆禁☆女作《老虎》和短片《金剛經》，開過婚禮影像工作室，幹過爆破員，沒有一樣長久。姑媽曾給他找了一個在大巴客運站工作的機會。在凱裡算是一份好生計。畢贛答應了，參加了就職考試。考到最後一天，他讓朋友幫忙從太原買了機票，自己毫無徵兆地逃回太原，不久便決定繼續自費拍電影。說到這事，他兩手一拍，仿佛對自己萬分無奈：“這就是我嘛，開始我都希望跟他們很好地溝通，達成他們的意願。如果沒有逼我到最後一刻，一般都是看不出來的，但只要到最後一刻，我就走掉。”
以《路邊野餐》成名後，畢贛“被逼到最後一刻”的頻率更高了。有媒體採訪他，希望拍他在西湖旁騎摩托車、在窗邊憂鬱地抽煙。畢贛 “不斷地反抗，把邏輯都言辭犀利地告訴了他”。對方越是想把他塑造成一個有天賦的知識份子、一個詩人，他越不想。“我覺得這樣的東西特別塑膠。——你看它很光鮮，很好，保鮮能力又強，功能又好，但是我就不是這樣的，我是有可能會腐爛的，對不對？”
跟《路邊野餐》男主角同名的臺灣音樂人陳升，曾經寫下這樣的歌詞：“可我最愛是天然。”恰好，畢贛似乎也是如此。他不喜歡人們問他故弄玄虛或者故作姿態的問題，遇到有人問“導演你喜不喜歡你的電影”，他就高興死了。
在臺北最後一場《路邊野餐》展映後，有個香港觀眾舉手提問：導演，我怎麼看到最後一個鏡頭裡有時鐘倒轉，是不是我出現了幻覺？畢贛惡作劇地告訴他：對，是你出現了幻覺。頓時，那位觀眾的同伴也說自己有這樣的“幻覺”。繼而，“整個影院大概60多個觀眾，除了看過第二遍的全都開始驚恐。”畢贛悄悄地享受了一會，然後坦承自己說謊了，最後一幕中確實有倒轉的時鐘。“這是對我最大的褒獎。”
眼下，他在做一個父親和丈夫，監製電影，參與成立蕩麥影業，製作下一屆金馬獎的形象廣告，還在籌備新片《地球最後的夜晚》。陳升和衛衛依然會在片中出現。據說，電影關乎一個鄉野偵探，準備2017年四月開拍。想問深一點？他就苦惱了。
“我的世界觀很難溝通得清楚。”難在哪？ “就是說不清楚，能說清也肯定告訴你。”
“在你真正理解到藝術的那一刻，你一定是不幸的。——你要通過那麼多東西，才能理解到它，而最終環節那個核心是沒辦法交流的。那是多麼不幸。如果這一刻還能變成作品的話，就是不幸當中的萬幸。”
採訪的那天下著小雨。北京的郊外花木扶疏，樓房低矮，路上少行人。畢贛終於放鬆下來。他點上煙說：對，這裡感覺就有點像凱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