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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曲藝”背後的大智慧,讓人驚呆了

中國的曲藝有400多種,歷史悠久,輝煌燦爛,是“中華國粹”的重要分支。曲藝不僅滋養了中國人的生活情趣,還深刻提振和影響了中國人的精氣神,成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特有的一種“香氣”和“味道”。

有學者研究認為,在5000年華夏文明的傳承中,大多數時候,尤其國運艱難之時,支撐和滋養老百姓精神生活的,往往不是那些高大上的戲劇、書法、文學等,恰恰是400多種曲藝,成為了民族生活中的基本精神支撐。汲取了營養,平添了味道,豐富了性格,昇華了精神。因此,曲藝也被人譽為“民俗之骨”、“文藝之母”和“中國人的鹽”,滲透血液,不可或缺。


在中國釀酒界,釀酒所需的的酒麴不“曲藝”之說,更有“曲是酒之骨”的說法。與中國文藝界400多種曲藝類型不同的是,白酒的“曲藝”主要有三種——小曲、大麯和麩曲。其中,大麯是釀造汾酒好的曲。

釀酒制曲,是只有中國人才有的特技藝。位於山西杏花村鎮的百年“汾酒老作坊”被稱為中國白酒的“曲藝之源”。

歷史上,汾酒一直是作為一個“酒種”存在的,傳遍大江南北,曾經是白酒的代名詞。因此,自汾酒誕生以來,“汾酒曲藝”影響了中國釀酒業幾個朝代,明、清、民國為鼎盛。新中國建國以後,“汾酒曲藝”又在“汾酒試點”和微生物專家的幫助下,得到大改進和提升,成為了白酒界“曲藝”的一面旗幟。


有釀酒老專家曾說,“汾酒制曲”在白酒中以“講科學配料、講微生物學、講藝人功底、講曲藝精神”之“四”而與眾不同,堪稱中國白酒的“曲藝之祖”、“曲藝之巔”和“曲藝之魂”。因此,很多業內人士看過汾酒的大麯車間,常常會這樣說:“汾酒的制曲,嬌貴複雜得很,沒有過人的兩把刷子,然弄不出三種曲,出不了純正清香味”。熟知汾酒制曲的人,還知道這樣一句話:“汾酒制曲是藝術,五年不一定當師傅”。

千百年來,中國釀酒界為什麼一直流傳“曲是酒之骨”的說法呢?是什麼讓“汾酒曲藝”獲得如此高的地位?

“酒麴”是酒形成主體風味的基本定型元素和催化劑。沒有了“曲”,酒便不能被“催化”,就沒有了基本風味。因此,酒麴便是那波瀾壯闊的中國酒文化的“底色”和“骨架”,有了她,酒便幻化成“人間魔水”和“瓊漿玉液”,綻放出多彩的生命活力。


“汾酒大麯”是用祁連山雪融水澆灌的大麥,與“世界大馬場——山丹馬場”種植的豌豆進行配比製作而成。這種曲的品質和勁道,與其他酒麴完全不一樣,產生的香氣也完全不一樣。其料稀貴,其香純正,其味清爽,其藝精湛,其體矯健。

與文藝界曲藝不同的是,酒麴的製作工藝和品質傳承,來自原糧、微生物和人三大因素,缺一不可。原糧與微生物,前面已作介紹,不再贅述。我們重點關注和強化的是人,人的技藝。

曲是酒之骨,人是酒之魂。人是一切商品生成的主導因素。老專家們曾說,在制曲上,汾酒講“藝人功底”。汾酒曲的“藝人功底”到底體現在哪些與眾不同的技法和細微之處呢?

走進曲房便可一探究竟。

未進曲房,空氣中已經聞到一股混雜著稻穀和麥穗芳香的氣息,這是一股熟悉的沁入心脾的“大地的味道”和“剛剛豐收的味道”。進入曲房,大麥和豌豆散發出的糧食香味更加濃厚。眼前是一排排整齊壯觀的“曲陣”,地上以及每個曲磚之上撒有一層穀糠,而這層層疊疊的曲坯上,還蓋有一層調溫的被子——葦席。據制曲車間的師傅介紹,每一間曲房大約需要擺放3600—4500 塊的曲磚,而這些都是“曲哥”一塊一塊手工擺放的。

曲磚的編排造型,類似“古戰場”上波瀾壯闊的排兵佈陣圖,陣形會隨著“戰爭的推進”(時間和火候的變化),不斷調整佇列,由“一字陣”變成“人字陣”,再由“人字陣”變成“品字陣”等。每一種陣形的打破與重組,變化與調整,無不符合博大精深的“制曲兵法”,結構嚴謹,有條不紊。

驚歎的是,一間間“曲磚陣”的整齊佈局和智慧造型,如若簡單丈量,可以發現,曲磚的間距精准到4—5cm,而行距精准到 0.5-1.5cm。“曲哥”的匠心精研和堅韌性格,無不令人汗顏和欽佩。

“一重排列,二重翻曲,三重控制”。汾酒的制曲分有很多階段,從臥曲到上黴,從晾黴到起潮火、再到大火、後火至乃至養曲、晾曲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很多致精細的工藝要點。“臥曲”也有很多講究,從3層加葦杆壓曲,到4層加葦杆排列“品字形”,5層抽去葦杆排列“人字形”,直至7層曲坯“人字形”,而這每一層的陣形變化和排場設計,都有不同的用意和作用,都是為了科學的營造微生物菌種的生存環境,引誘他們出場工作,相互感染鼓勵,激發佳狀態,從而製作出高品質的曲磚。

“制曲工程”如此龐大繁瑣,一直宣導“科技”和“科技輝煌”的汾酒,卻在“臥曲、上黴”等後期複雜的流程上,一直採用“人工作業法”,這又是為什麼呢?


制曲車間的大師傅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千年汾酒傳承到今天,積累了不計其數的寶貴經驗和教訓。大師傅們說:曲糧的粉碎可以用機器,曲磚的生產可以用機器,這些都是前期工作,中國白酒的台制曲機也是汾酒發明的。但是,後期的“臥曲、上黴、晾黴、潮火、大火、後火、養曲、晾曲”等環節卻不能用機器做,也根本做不出來,這些“古法”與微生物有關,是先人千年探索得出的寶貴經驗。汾酒制曲師非常明白,在中國白酒的釀造上,哪些可以創新或放棄,哪些必須傳承和堅守,這一點,不能含糊。含糊了,中國白酒的“精氣神”就沒了。

對於制曲工作,汾酒的師傅們一直持有兩種觀點:一,制曲是名副其實的微生物工程,不是機器能完全解決的;二,“古法”好比醫學中的後期養護,不是機器能代替的。師傅們打比喻說:汾酒制曲好比胎兒降生,前期的診斷可用儀器,手術可用儀器,以避免傳統“望、聞、問、切”帶來的不準確性。但是,手術後的養護工作,是機器不能代替的。人工護理的精妙好處和重要性,是機器永遠無法企及的。人工護理不科學,不講究,再好的手術和藥物也會前功盡棄。所以,醫學界才有“三分治,七分養”的說法。

“汾酒制曲”與“醫學之法”有天然相通相似的理論和實踐,這正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妙處。制曲師對“人藝”的感悟如此精闢入理,入木三分,無疑是對“制曲”這門中國“古老藝術”的敬重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