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極限，肌體還是意識？

每一個運動參與者，都會對各種資料敏感—— 數量化的記錄，是你運動參與成就的體現，也是你挑戰自我極限的嘗試，然而你的極限到底在哪裡，你的極限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們再跳開一步：人類的運動極限是多少？

很小的時候，我看過一部科幻小說，描述的大概是幾百年後的人類社會。奧運會還存在，還有徑賽游泳這些基礎競技運動專案，只是資料已然可怕：那個百米奪冠的帥哥，好像成績是7.57 秒…… 兒時的記憶未必準確，不過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博爾特橫掃北京和倫敦兩屆奧運會，他恐怕都還沒能接近人類的極限，並且還只是在短道衝刺這一項上。

基於肌體更基於精神的人類運動潛力，還有多少可以挖掘的空間，最精深的運動專家會告訴你：我們還根本沒能接近自身運動能力的極限。

最新的論證，來自英國自行車大師教練大衛· 布萊斯福德，英國重奪自行車王國頭銜的功勳巨匠。百餘年來，不論耐力型運動、速度型運動還是更加綜合複雜的團隊集體運動，都受益於人類社會尤其是科技的持續推動，像自行車這樣的耐力型器械運動，自行車製造業的發達，以及營養學、運動恢復和各種科技資料的深度分

析，將這項運動推升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高度，自行車高手們和前輩相比，是更為出色的運動健將，不過布萊斯福德與許多同道中人都認為，至少在耐力型運動領域，未來的突破，更來自於運動者頭腦的進步、精神力量的提升，這種推動力，或許比肌體強健更加有效。

這一切都以挑戰運動極限為前提：例如人類怎樣才能在兩小時內完成馬拉松？傳統的運動科學，會從嚴謹科學的角度，聚焦人類肌肉疲勞和恢復程度、最大攝氧量、乳酸極限值等核心運動資料。可是運動心理學家，卻從另外一個維度來挑戰這種傳統思維：如果傳統的生理資料分析，對挑戰運動極限作用已經不大，而大腦指令的作用，還能繼續擴張嗎？

從矽谷到牛劍，從悉尼到北京，這正是運動科學奮戰的前沿——布萊斯福德爵士如是說。

“耐力運動中，我們傳統的模式，是提防著極限挑戰的，”義大利運動專家馬柯拉分析說，“純肌體論，人類還遠未接近極限，但是各種紀錄的出現和刷新，實際上都是一種新限制的出現。每一種紀錄，都對普通人挑戰極限會形成部分負面心理暗示。如果我們換一條路徑呢？”

馬柯拉的研究方向是肌肉的疲勞度，可是臨床治療中，馬柯拉發現了一種新狀況：病人自我感覺精疲力竭，但他（她）的肌肉疲勞程度並不深，生理上他（她）完全可以繼續。這不正是一種錯誤的大腦指令，一種潛意識和自我意識的衝突？

於是著名的馬柯拉試驗出現：他安排一組優秀的自行車運動員，在健身房裡騎乘健身單車，要求每個人都騎乘到極限。差不多12分鐘後，騎手們感覺疲勞，難以為繼，然而馬柯拉以其他方式來刺激騎手，他們都可以在隨後幾秒乃至更長時間內，爆發出更大的衝刺表現。對於馬柯拉來說，這小小的試驗發現是驚人的，“這說明生理學上對於所謂極限的認知，根本就不準確。”

運動參與者、職業教練和選手們，都承認精神激勵的正面作用，不過也都認為這些精神激勵只是臨時性的，“最難跨越的往往是精神上的困難”，每一位偉大的運動冠軍都有類似感喟。可是這種內涵十分豐富、甚至絕大部分時間講述者自己都未必完全明白的話語，直到近幾年，才由運動心理學家們找到了另闢蹊徑的突破：

突破不在於生理，更在於心理。

2014年，在人類神經科學大會上，馬柯拉就以英國自行車手的訓練為例，對比兩組長距離騎行車手，在他們騎乘過程中，不斷閃現兩種面孔：快樂的和不快樂的，以及閃現兩種語義詞彙：前進、興奮；疲憊、昏睡。毫無疑問，不斷得到積極訊息的那一組車手，成績要比另外一組強出很多，哪怕他們平素實力幾乎沒有差別。這種控制潛意識的心理手段，能否量化？可穿戴的運動裝備，能否讓運動者得到更多積極訊息，從而説明他們成績更大提升？

馬柯拉說他和智慧眼鏡製造者探討過，但和運動者合作的同時，他還在與軍方合

作——軍方要比運動者更實際，也有更多預算投入，同時更能承擔試驗的風險。畢竟在爭取更高運動成績，和在戰爭中取得耐力提升的競爭優勢，後者顯然對社會影響更大。

馬柯拉的試驗，也確實在軍隊試驗中獲得了更大收效，因為軍人在紀律約束下，能更輕鬆地接受積極心理暗示——軍人在執行任務狀態下，自我意識要更淡，運動競技者，越優秀的，往往主觀意識更強大。

然而對極限的挑戰，永遠都是運動競技最有趣的話題。巴西人在1958年足球世界盃上，就帶有心理醫生來幫助隊員調節心理，這種嘗試和進步，至今沒有降速。紅牛設立的耐力項目實驗室，也一直嘗試在神經科學上找到運動突破，解除掉頭腦和精神的枷鎖，很可能讓人類迎來又一次的解放。

撰文：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