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上的文字，時髦的“鐘鼎文”！

《字裡行間》這本書既是以書法談文化的小冊子，那麼，就不可能不談寫漢字的“書”和漢字這個“文”字。 在“書同文”之前，實際上更重要的是“文同書”，從彩陶圖紋開始到殷商“甲骨文”，我們已認識到了“書”已將“文”同一到了地方的地步。這才是“同文”的前提保證。

從我們已知的史前書跡來看，只有刻陶、刻石、刻岩、刻金(古代金屬材料發現甚晚，皆稱金) 等幾種書寫方式，也有畫陶、畫岩、畫器(畫衣)、畫木(竹片)等幾種書寫遺存物被零星發現。 然而，這已經在考古學上形成了甲骨文、鐘鼎文(也許還有繒書)兩種史前漢字形態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在甲骨文之後的鐘鼎文吧。

甲骨文之後，從商周直到漢代，又出現了銘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從文獻記載來看，從西漢開始已有青銅器出土，並開始了對青銅銘文的研究。但是大量的發現與研究始於北宋，始稱金石學。一般有銘文的大件青銅器有兩類：禮器與“禮樂”所用的樂器。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 它們也是青銅器中數量最多的，所以“鐘鼎”又成了青銅器的代稱。青銅器上的文字，也曾時髦地稱為“鐘鼎文”。而古代銅也稱金，故這些銘文也稱為“金文”，這是繼甲骨文之後的又一漢字字體。

▲大豐簋

我國自古及今發現了多少篇金文，已難有確切資料了，據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新出金文分域簡目》所載，有銘文的銅器共計六千五百八十一件，其中新中國成立後出土並發表有一千多件。從目前已知的看，最早的金文是商代早期鑄於青銅器上所謂的“族徽符號”。金文最為發達的時代是西周，發現銘文最多的、最重要的是陝西扶風、岐山一帶的周原地區。據統計，這裡發現窖藏共近三十處，出土青銅器達千件，近百件有銘文，著名的大豐簋、大盂鼎、毛公鼎等均出土於此地。近年重要的發現有一九七六年出土的史牆盤等一百零三件青銅器，其中七十四件有銘文。

西周青銅器銘文一般較長，內容浩繁，鴻篇巨制的作品屢見不鮮。例如毛公鼎有銘文三十三行，四百九十七字；大盂鼎有銘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史牆盤有十八行，二百八十四字。這些均為重要文獻資料。

春秋戰國時代有銘文的青銅器也在多地發現。其中也有一些帶有長篇銘文，如河北平山縣中山王譽鼎，有銘文四百五十字。

總之，這段時期金文所記載的材料豐富，也是研究這一時期書法藝術不可多得的實物材料。而對於它們的斷代分期問題，學術界也有相對一致的看法，即分為商代、西周早期(武王至昭王)、 西周中期(穆王至夷王)、西周晚期(厲王至幽王)以及春秋戰國五個時期。也可以按這幾個階段來區分書法的變化。

▲毛公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社會需求的增加，文化觀念也越來越複雜，反映在文字上，金文的字數較甲骨文大增。

舉例而言，

甲骨文中的一個“食”字，在金文中發展出了“食、飴、饞、飲、饗、 饉、、饔、饋、養”十個字。

甲骨文中的一個“衣”字，在金文中發展出現了“衣、袞、裡、裹、襄、褻、裳、褰、襞、裕、裔、卒”共十二個字。

關於住宅的字，也由甲骨文中的十二個字，發展成金文中的三十六個字。僅與“住”有關的“廣”部，甲骨文中只見一個“龐”字，而在金文中則出現了多至十三個字。

從以上的例子不難看出，生活的豐富導致文字的增加，而依照以往造字的規律，更多利用原有漢字造出的“形聲字”明顯增多。從前面例子中可見，有關食、衣、住的金文共七十一個字為例，與甲骨文原有的十四個字相比，新增了五十七個字，其中只有“飲、卒、宓、實、 宦、宰、守、寡、寒、庫、庶”十一個字為“會意”法造的字，其餘四十六個全為以“形聲法”造的字。

可見在甲骨文到金文這段時間中，漢字的形聲化已成大勢所趨。這些新字並不影響漢字的邏輯組合，但在文字篇幅上有明顯的擴充。在已發現的甲骨文中，最長者為一百七十八個字，而金文中的最長者毛公鼎銘文已達四百九十七個字了，這既是人們駕馭語言文字能力的長進，也是思維和選擇字詞的變化，更是對書寫記錄的書法直接相關的推動。這對書法的穩定性與自由性會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原有“形”的部分會在不同部位甚至被分解出現，對書法的結體與佈局，甚至對詞語應用的變化都有積極的影響。

▲毛公鼎銘文

商代早期的金文中，有一類是不可識讀的被稱為“圖形文字”的所謂“圖符”，有些學者認為這或許是古代的國名、族名的標識，亦即古代民族的“族徽”。這類圖像也與古代造的漢字相似，具有明顯的象形特徵，人、馬、犬、豕、工具、房屋、草木、蟲烏等都可辨識。也有用這些單體形象組合成可明確辨識其含義的較複雜的圖形結構，即使有些只用了某物體的局部，如人的肢體或牛羊的頭角等，也能使人易於辨認出來。這使我們更能體會到不同地域與民族在創造文化觀念上的同樣心思與方式，也說明了文化的發展過程與“河圖洛書”的不同遺存。據學者著錄統計，這類銅器金文共有五百六十二種。

另外一種可稱為書法的商到西周早期的金文，已較甲骨文有了明顯的變化。商代的後母戊鼎與後母辛鼎銘，均為王室重器之銘刻，這些銘刻字體遒勁，筆劃雄渾有力。銘文較長的戌嗣子鼎與小臣艅犀尊等銘文，已能注意通篇氣勢和行氣的排列。

▲小臣艅犀尊

而西周早期由於國力強盛，銘文增長，其中部分仍受商代金文影響，書寫自由，雄俊姿肆且略帶華麗，字形大小參差，筆劃的波磔表現了用筆提捺的輕重感，雖不規整卻略顯變化。更重要的長銘則書風宏偉莊重，結體佈局都比較規範，如西周早期第一長銘大盂鼎銘文，共二百九十一字，分十九行排列，字體豐肥，幾乎豎直橫平，近方框排列，氣格雄偉，有後世碑文之風範。還有匽侯盂銘、保卣銘篇幅雖短，但也可見筆劃均勻，有意作圓孤形筆劃，將每字結體豎向拉長，以強調行氣的規整。

到了西周中期，穆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較有代表性。例如：穆王時代的簋，壁內銘文十一行，共一百三十四字；穆王二十七年的衛簋，器蓋同銘，各七行，各七十三字；還有共王時代的史牆盤，器底銘文十八行，共二百八十四字。在這些銘文中，除少數字尚保留肥筆波磔的風格外，通篇筆劃已趨向於粗細勻稱，首尾如一，筆勢柔和圓潤，字體端莊。後來書家所謂中鋒行筆的“玉簪體”(即用玉筷子之類硬筆書寫而成的粗細如一的勁利篆體)的用筆，在這時的金文中已見其端倪。

與前期相比，此期文字的通篇佈局行距增大，字體的大小也漸漸趨於一致，字與字之間的距離又有加大之勢，篇幅加大，似乎氣勢有所減弱；但因字體趨於大小齊整，卻使得整個行筆更為流暢，行文也更加舒展，“書法”反而使文字更加端莊俊秀。這些所謂“契刻書家”們著意突出單個字的結構及用筆，從行氣篇章重“書”的意圖已十分明確。特別是大克鼎的銘文，打了方格，將每一個字都規範在方格之內，但又有大小變化，有的還越出格，在行氣流暢的大方嚴謹中又不失生動活潑，可視為優秀的書法作品了。

到了西周晚期，包括厲王、宣王、幽王三世，可說是金文書法藝術的鼎盛時期。其表現特徵為：作為書法核心的筆意，這時已居於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厲王時代的麩簋，腹底有銘文十二行，共一百二十四字;宣王時代的多友鼎，腹底有銘文二十二行，共二百七十五字；還有傳世的虢季子白盤、散氏盤和毛公鼎。

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徵是：字體更疏朗，注重每個字的造型與書寫的意趣，更有以刀鐫刻有意模仿用筆書寫的圓渾均稱的筆劃，遒勁蒼健的筆意，它們總體上在統一中又有變化。

仔細看散氏盤的銘文，用筆打破了金文長方形結體和平直均衡的結字規範，字體橫長，似欹反正，用筆奔放而不草率，通篇氣勢活躍。而虢季子白盤卻結體豎長，行次寬鬆，使通篇文字俊秀嚴謹，顯得樸實又大方。通篇近五百字的毛公鼎銘文，文字結體方正端莊，筆劃堅實穩重，結構工整嚴謹，通篇氣勢流暢，儀態萬方。這些都顯示出西周官方書家的磅礴氣度，他們的筆意與淳厚古樸的多樣書風，已為後世的秦漢書法藝術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戰亂，諸侯國各自為政，鑄器之風盛行。而青銅器銘文又具有較強的地域性風格，故此時的金文總體風格已發生變化，除少數銘文仍承襲周風，多數以表現地域性裝飾內容為主。較有代表性的是“烏蟲書”與“蝌蚪書”的出現。製作手法也在鑄銘之外，流行刻文並在銘文內嵌錯金絲，稱為“錯金書”。

由於錯金絲的工藝與鑲嵌金絲的要求，故字體愈趨修長，筆劃勻稱舒展，疏密適度，形成勁瘦、纖健、清晰、灑脫的新書風，為後世的篆書開了字體的先河。

我們只舉以錯金銘文書寫的鄂君啟節、曾侯乙鐘、欒書缶為代表，即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