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無論是英國女首相特蕾莎·梅的臨危上任，還是希拉蕊·克林頓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與特朗普的最終角逐，都使“女性領袖”這個詞再次活躍在大眾視野。無論從哪個來看，瑪格麗特·柴契爾都是過去的歷史中“女性領袖”的代表人物。本次推送，我們分享《柴契爾夫人：權力與魅力》中的片段，呈現這個古怪硬朗的女人在他人的孤立和不解中開展的外交，她曾堅定地主張要與歐洲統一體保持距離。
她想要做自己的外交大臣
喬納森•艾特肯
“我逐漸意識到瑪格麗特·柴契爾並不真正喜歡母語不是英語的人，”卡林頓勳爵說道，“她不相信歐洲人，而且她對待他們的方式經常令人感到非常難堪，因為她對每個人都很粗魯無禮。”
儘管在與歐洲政府首腦的交鋒中，不信任和沒禮貌是瑪格麗特·柴契爾最突出的特徵，同樣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最開始遭到無禮對待的物件是她，而不是歐洲其他的政治首腦們。始作俑者是法國和德國的領袖。
1979 年 5 月，她入主唐寧街後迎接的第一位外事訪問者是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她剛開始覺得他很有人格魅力，但當發現他以高人一等的屈尊姿態對待她時，感到非常沮喪。然而，在比拼誰是自大狂的競賽當中，他很快就被法國總統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超越。6 月，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理事會首腦峰會上，法國總統有意怠慢英國首相，在舉行的所有宴席上都拒絕與她鄰座。作為國家元首，他並沒有如大多數與會者所期待的那樣表現出謙恭禮節，讓歐洲第一位女性領袖得到優先招待，而是堅持自己的優先權。“愚蠢的做法，”卡林頓說道，“所有人的評論都是負面的。”
1986年，法國斯特拉斯堡，柴契爾夫人在歐洲議會上演講
斯特拉斯堡峰會的主題並不是怠慢瑪格麗特·柴契爾，而是關於她認為當前至關重要的實質性問題，即後來被稱為“該死的英國問題”，或者簡稱為 BBQ 的問題。儘管在英國駐布魯塞爾的歐共體代表邁克爾·巴特勒爵士為首相準備的外交部簡報上，關於這一事件的描述並非如此。
瑪格麗特·柴契爾對巴特勒的材料很不滿意，她認為這份材料表現出英國對歐共體預算問題的態度不夠強硬，太過遷就，輕易做出妥協。因此她委託財政部提交一份備用材料。它的執筆人是一位年輕的副秘書長助理彼得·米德爾頓。她把他叫到契克斯鄉間別墅對這份材料的相關內容進行詳細詢問。這是一次非常考驗人的經歷，但是他的表現很出色，給首相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促使他迅速升遷，四年之後就做到了他所在部門的最高職位，擔任常務秘書。因為米德爾頓是瑪格麗特·柴契爾在斯特拉斯堡所提出的歸還“我們的錢”訴求的最初創始人。
“我們的錢”鬥爭的根源在於英國進口關稅和歐盟預算中“共同農業政策補助金”之間的收支失衡情況。之前達成的一致共識是這些結構性的失衡應當通過預算回扣的方式退還英國，予以矯正。未達成一致的是，關於回扣的數額（根據米德爾頓的資料應當是每年10億英鎊）以及此事應當被賦予的優先地位。
瑪格麗特·柴契爾到斯柯拉斯堡，就是準備為此而戰。她想要把退還英國預算回扣作為議事日程中的首要事項來對待，並區別於所有其他關於預算問題的討價還價。而這並不符合法國和德國處理事務的方式。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對於瑪格麗特·柴契爾民族主義式的處事方式深感不滿。他們對她抱有輕蔑的態度，只是勉強同意在下次會議上考慮這一問題。
卡林頓勳爵認為，歐洲領導人對待她的態度“非常愚蠢……目光極其短淺且極端自私”。相反，瑪格麗特·柴契爾對自己的表現感到相當滿意。“我覺得我給人的印象是並非隨便說說，而是嚴肅認真，說道做到”，她說道。
在 6 月召開的斯特拉斯堡首腦峰會和 11 月在都柏林召開的下一次歐洲理事會之間的一段時間裡，英國首相的態度似乎變得越發堅定。她宣佈她正在考慮拒絕對歐共體支付英國增值稅，而這種做法是違反規則的。1979 年 10 月 18 日在盧森堡發表的紀念溫斯頓·邱吉爾演講中，她把在歐共體預算問題上對英國的處理方式描述為“明顯不公平”，而且是“政治上站不住腳的”。她繼續說道：“當我自己的選民正被要求不得不放棄在健康、教育、福利和其他方面的條件改善時，我無法對歐共體扮演美德姐姐的角色。”
11 月份在都柏林的理事會上，美德姐姐變成了好鬥姐姐。她收到了 3.5 億英鎊回扣的提議，這是歐洲人在協商談判過程中的第一步舉動。她對這個數字不屑一顧，稱之為“麵包的三分之一”，予以拒絕。之後，她花了整個晚上剩下的時間斥責其他國家政府首腦，卡林頓將這一過程描述為“一次大聲咆哮”，她滔滔不絕地用華麗的辭藻包裹著重複的資訊，並不斷提醒自己別喊出“我想要回我的錢”。
1980年，柴契爾夫人與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
赫爾穆特·施密特假裝睡覺。吉斯卡爾·德斯坦在讀報紙。根據歐盟委員會主席羅伊·詹金斯的說法，“她讓我們所有人在餐桌前待了漫長的四個小時……她的發言沒有停頓，但並非沒有重複……除了她自己之外，每位在場的人都明顯意識到她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只是在使大家疏遠。”
這種疏遠是雙向的。性格方面的衝突是問題之一。高傲的吉斯卡爾·德斯坦無法忍受這位過於喋喋不休的女士，他私下裡嘲諷她為“雜貨店主的女兒”。赫爾穆特·施密特對於這位雜貨店主女兒的反共態度同樣地蔑視。他走出都柏林宴席時，因憤怒而渾身顫抖，說道：“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無法與那樣的人打交道。”
但是瑪格麗特·柴契爾對高盧人的輕蔑和日爾曼人的憤怒並未不安。她對於後來被她稱作是“歐洲的法德部分”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並為此而自豪。
在她內心深處，她仍舊還是那個愛國的格蘭瑟姆女孩，對於戰爭難以忘卻。如果她聽上去像是一個英格蘭本土主義者，那是因為這就是她的本性。她透過英國利益的棱鏡來看待一切事物，這種立場在她和大多數選民看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也是一位英國首相應該採取的正當立場。
在都柏林那次糟糕的晚宴之後的第二天上午，瑪格麗特·柴契爾就歐共體預算對英國的不公正性提出了更多細節性的論據進行爭論。在這次峰會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前 5 分鐘時，她不甘地答應將這一問題推遲到 1980 年 4 月在盧森堡召開的下次會議上再次討論。在那次會議上，她收到了 7.5 億英鎊的回扣提議，她的外交部顧問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公道的數字。但令人大為震驚的是，她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理由是這只是一個兩年的協議。這種對於她想要得到的麵包的四分之三傲慢拒絕的做法，不僅使她自己的團隊目瞪口呆，而且使歐洲領導人大感意外。現在該輪到吉斯卡爾怒氣衝衝地走出去，說道，“我不會允許這樣令人可恥的場面再一次出現”，這是他離開前撂下的最後一句話。
瑪格麗特·柴契爾似乎很享受這種孤立的狀態。她告訴英國廣播公司廣播4頻道，她很高興那些歐洲人稱呼她是一個“女戴高樂”。下議院對於她在盧森堡峰會上所做的發言給予了肯定。英國瑪姬用手提包對布魯塞爾的官僚主義者們進行無情攻擊的形象在全國反響很好。在當時國內的經濟困境和歐共體內的談判現實的情況下，這也是一個令人欣喜的轉移人們注意力的方法。儘管法國和德國領導人對此非常不快，然而這次爭論涉及的金額對歐共體財政來說，僅占相對較少的部分。因此在 5 月 30 日，新一輪的談判在外長會議中展開——不包括瑪格麗特·柴契爾。
被稱為“鐵娘子”的柴契爾夫人，私下也有詼諧的一面
英國的談判代表，卡林頓勳爵和他的下議院發言人伊恩·吉爾默比預期的表現要好。他們將回扣條款金額提升了 5000 萬英鎊，並將時間延期到三年。因此他們在經歷了布魯塞爾一整夜的談判之後，回國時心中頗感得意。但是到了契克斯首相鄉間別墅後，瑪格麗特·柴契爾卻對他們的表現極度不滿，甚至都沒有給他們倒上一杯咖啡。“即使我們是去奪取傢俱的法警，”伊恩·吉爾默回憶道，“我們可能都會得到更加友好的接待。首相就像是燃線已經點燃的爆竹，我們幾乎都能聽到噝噝的響聲。”
這些爆竹磨煉了卡林頓。他的私人秘書助理史蒂芬·沃爾還記得“他的惱怒中夾雜著一些不情願承認的敬佩，在他和吉爾默經過夜以繼日地談判才爭取到協定之後……瑪格麗特·柴契爾對待他們竟然就好像他們是沒有按照標準要求完成作業的學童一樣。”
最後，學童智勝了女教師。吉爾默無視首相的嚴詞譴責，向新聞媒體做了簡短聲明，宣佈了這一外交上的勝利。卡林頓在內閣中堅定立場，堅持要求他在布魯塞爾簽署的協議必須要得到履行。面對這樣的反叛，而且還有政府中其他高層人物對此做法的支持，瑪格麗特·柴契爾不得不做出讓步。同僚的集體意志迫使她不得不履行她曾經強烈反對的做法，這在她掌權第一年幾乎是唯一的一次。
這些歐共體高峰會的早期經歷並沒有教會瑪格麗特·柴契爾，她本可以從中學到的一些經驗教訓。她本應當意識到在歐洲外交中，一味地像主戰坦克一樣將所有槍一起開火攻擊前進的做法，並不一定能取得進展。她也許不會喜歡法國的一個短語“以退為進”，但是她需要知道採取更加細緻的談判方式才能達到預想的目標。
細緻並不是她性格中天然的成分。這也是為什麼歐洲政治最終會成為她下臺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論 1979—1980 年間她尖銳犀利的處事風格造成了多少不愉快，她的確為英國謀取到了比任何人預料到的都要多得多的預算回扣。因此就短期而言，她毫無外交策略的外交手段取得了成功。這是一次重大且持久性的成就。
特殊友誼的緩慢啟動
瑪格麗特·柴契爾在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在於加強英美聯盟——這是她自戰時格蘭瑟姆童年時期就熱誠相信的一項事業，那時美國軍人在小鎮駐紮，給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是到 1979 年時，這種同盟關係的特殊性正在慢慢退去。根據卡特總統 1979 年 10 月收到的一份美國中央情報局報告顯示，“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這層‘特殊友誼’，最終，已經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意義。與美國和其他主要同盟國家的關係相比，美國與英國的關係不再具有更明顯地緊密性。”吉米·卡特總統對這一評論做了注解，“部分正確，部分錯誤”。
同樣的矛盾觀點體現在他對待新任英國首相的態度上。在她贏得大選後的一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給總統送去一份外交備忘錄，給他提出建議，“應付柴契爾夫人咄咄逼人的個性，和她傾向於威嚇的特點，需要有耐心。”
卡特似乎已經發現這個警告的準確性。“一位態度強硬的女性！相當固執己見，意志堅定，不能不承認她懂點兒政治”，是他在東京的七國首腦會議見到她後所做的私人評語。
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與柴契爾夫人
他們下一次會面發生在 12 月初她對華盛頓的訪問期間。美國正處於伊朗人質危機的困境之中，位於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被佔領，52 名美國外交官被困。瑪格麗特·柴契爾起初持有錯誤的看法，認為這是美國國內的問題，到訪的外國領導人不應對此公開發表評論。卡林頓勳爵不得不努力改變她的這一看法，並成功地做到了。
在白宮草坪的歡迎儀式上，首相發表了強有力的團結聲明。“在這樣的時刻，你們有權獲得朋友的支持。我們是你們的朋友，我們堅決支援你們，而且我們也將支援你們。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這些話語與華盛頓當時急需親密盟國慰藉的渴求發生了深深的共鳴，首相餘下的訪問行程取得了勝利的進展。在白宮宴會上，為向她表達敬意，由唱詩班為她演唱小夜曲，唱詩班中包括柯克·道格拉斯和美國國務卿塞勒斯·萬斯。她在國會的演說和在紐約外交政策協會所做的演講得到普遍的讚譽。兩次演講的觀眾當中都有一部分人事實上愛上了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個性。她回答問題時的直率，她對於從自由市場經濟到蘇聯擴張主義一系列問題所持的鮮明堅定的觀點，在美國保守黨人中間形成了一個支持群體，其人數在很長時間都呈上升趨勢。
在他們都當政的 20 個月的時間裡，吉米·卡特總統和瑪格麗特·柴契爾相處融洽，比他們兩人所預期的都要好。她敬佩他堅定的基督教的信仰、廣博的科學知識和待人的誠懇。但是她認為，他對於經濟方面和蘇聯威脅的認知不夠。
在蘇聯佔領了阿富汗之後，他認為她是一個懦弱的合作搭檔，隱藏在合法性和技術性之後，避免實施最嚴厲的制裁。“我希望你不會如此，請原諒我用這個詞，堅決”，他在 12 月 28 日給契克斯首相別墅打電話時說道，當時英國似乎對於美國提出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草案懷有太多的顧慮。很明顯，美國總統在與英國首相打交道過程中還沒有瞭解到，對大多數事情表現“堅決”是她的本性。
儘管他們在政治和外交見解方面存在諸多不同，這兩位領袖人物共同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合作。他們的戰略協定包括通過採購三叉戟核導彈系統替換掉英國老化的北極星核導彈系統，並達成協議允許美國在英國位於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島上擴建軍事基地。但是吉米·卡特和瑪格麗特·柴契爾並不是志趣相投的人，那種私人之間的友好關係以及伴隨而來的“特殊關係”的復蘇要等到羅奈爾得·雷根當選總統之後才能實現。
回顧
卡林頓—柴契爾合作關係為英國外交政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儘管缺乏經驗，但她的確促使他和外交部門採取了更加堅定的立場。儘管他有著嬉笑怒駡式的玩世不恭，他卻在她令人難以忍受的時刻堅決勇敢地面對她。因此，他們共同在羅德西亞問題上，在歐洲的英國預算回扣問題上，以及在加強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然而有時他們之間的合作像極了一位貴族馴馬師和一匹性情固執頑劣的賽馬之間的較量。卡林頓能夠勸服或者使她離開他認為是災難性的軌道，但是他從沒有成功地束縛住她的粗魯無禮，尤其是對待德國人的時候。
“我親愛的彼得，請你跟我解釋一下關於瑪格麗特·柴契爾夫人，”新上任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在幾次歐洲峰會中與她的不快經歷之後詢問道，“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她對待我就仿佛我是她內閣當中職位最低，最不重要的成員嗎？”
“我親愛的赫爾穆特，”卡林頓回答道，“她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的——而且你很幸運，因為如果你確實在她的內閣裡，她對待你的態度會比現在要差得多。”
瑪格麗特·柴契爾之所以從沒有與她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四位法德領導人——吉斯卡爾、密特朗、施密特和科爾建立友好關係，是內心、政治和個人原因的共同作用使然。在二戰中還是個孩子的她，難以忘卻納粹德國和維希法國所造成的陰影。她雖然已經離開原地繼續前行，但是卻無法像那些 20 世紀 40 年代英國深處孤境的那些黑暗歲月裡，同樣處於少年時期的大多數英國人那樣能客觀地對待那時的情況。
如果要想說服她改變態度，可能需要歐洲重量級的領導人一方願意通過法庭辯論的方式就歐共體的議事日程與她對戰。但是這些領導人都是一些粗枝大葉的人，只懂得宣讀意向書，而她精通的則是細節。這是一個難以彌合的差距。當她意識到他們都沒有做足準備工作的時候，她對待他們的輕蔑態度，絲毫不亞於她對待國內大臣的蔑視。對於那些沒有仔細研讀他們簡報材料的人，不論他們的地位有多麼顯赫，都不會與瑪格麗特·柴契爾之間存在任何對話或者思想碰撞的可能性。
歐洲四位大人物之中，她只對密特朗總統頗有好感。剛開始的時候只是一種私人間的情感，之後由於他在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給予的幫助，這種情感也增強了。在他 1981 年 5 月贏得大選後不久，對契克斯首相別墅進行的首次拜訪中，總統和首相之間建立了政府間友善的諒解。當密特朗一行驅車離開的時候，她的內閣秘書羅伯特·阿姆斯壯祝賀她此次討論進展順利。“是的”，瑪格麗特·柴契爾回答道，然後，在一個短暫的停頓之後，她說：“你知道，他喜歡女人。”
1984年，柴契爾夫人與法國總統密特朗
這個不同尋常的評論反映了瑪格麗特·柴契爾外交政策當中很古怪的一個方面。她能與之相處最好的政治家都是那些她發現有魅力的人——雷根、戈巴契夫和密特朗。那些她覺得沒有吸引力的，特別是身材高大肥胖的大塊頭科爾、爬行動物般的吉斯卡爾和貧血般毫無生氣的卡特，都被劃歸到她喜歡或者不喜歡的邊緣地帶。相貌對她很重要。這可能與她對待外交大臣們的不同方式有些關係。表情頹唐陰鬱的法蘭西斯·皮姆和身材矮胖、喜歡東拉西扯的傑佛瑞·豪不是她喜歡的風格。體形勻稱、風趣幽默的卡林頓勳爵對她則很有吸引力。他們之間的爭論很激烈，但是他們很喜歡彼此做伴，絲毫沒有任何對彼此的敵意。
她喜歡卡林頓，而且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然而有趣的是，在他後來因為福克蘭群島問題做出了請辭這一受人敬重的選擇之後，她從沒有邀請他重新加入她的政府，而那只是他名譽上轉瞬即逝的污點。在他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之前或者之後，讓他重回內閣本是很容易做到的。也許真正的問題在於，她想要做她自己的外交大臣。她不會歡迎一位元外交事務方面的重量級人物加入到她的政府高層中來，尤其是一個能夠成功阻止她用太過對抗性的方式處理歐洲事務的人。這是很可惜的，因為卡林頓作為一個政治家與她的合作對於她早期所取得的成功有著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