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是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遺孀，她的一生艱難而又意義重大。一九一九年，她成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一九三四年曼德施塔姆被捕時，她和他一道去了切爾登和沃羅涅日。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到二日的午夜，曼德施塔姆再次被捕。那一晚是他們的永別。半年後，曼德施塔姆死於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外的中轉集中營。
《第二本書》是她的“回憶三部曲”的第二部，她在歷史的鬆動中記錄著那個時代幾個最偉大的蘇聯心靈，她說，“應該講同一件事，直到每一份苦難、每一滴眼淚都湧出來，直到把過去和現在發生的事件的原因探究清楚。”今天推送俄文版中米哈伊爾·波利瓦諾夫為此書撰寫的序言。
《第二本書》序言
米哈伊爾·波利瓦諾夫
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授權發佈
一九二二年，曼德施塔姆在《詞的本質》一文中寫道：“對於俄羅斯，脫離歷史、背離了歷史必然性和傳承性的王國，遠離自由和目的論，這一切就等同於脫離語言。兩三代人的‘失語’有可能給俄羅斯帶來歷史性滅亡。對我們來說，脫離語言等同於脫離歷史。因此完全可以說俄羅斯歷史走在邊緣上，走在岸邊，走在懸崖上，它隨時可能跌進虛無主義，即脫離語言。”
曼德施塔姆寫作此文時，有人正企圖搞一場駭人聽聞的“失語”試驗。一些作家組織紛紛登場，承擔起監控文學的功能，它們不光像審查機構那樣監控作品，而且還干涉文學進程本身，干涉勃洛克謂之為詩人首要使命的內容，它們剝奪了詩人的創作權力——隱蔽的自由，它們阻撓詩歌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
推薦給下一代人的讀物已經是綏拉菲莫維奇、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布本諾夫、蘇爾科夫和別澤緬斯基的作品了，它們被當作當代文學的典範。高年級的中學生們試圖去閱讀他們的作品，可是在這些名字和俄羅斯文化傳統之間卻看不到任何聯繫。無論如何鑽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對他們都毫無幫助。人們認真地去嘗試“脫離語言”和“歷史傳承性的王國”。思想道德價值，一些永恆的問題以及對它們的思考，這些內容構成了大俄羅斯文學和整個俄羅斯文化，雖然一小部分新語言已實際建立起來，然而在官方文學想讓我們掌握的形象結構和思維體系中，並沒有那些思想價值和永恆問題的位置。
奧威爾深刻地發現，《人權宣言》不能翻譯成“新語言”，由此只能得出它是“虛假的思想”的結論，並且這幾乎得到了證實。《1984》付梓十年後，那些領頭的蘇維埃作家在寫給帕斯捷爾納克的信中滔滔不絕地咒駡《日瓦戈醫生》，提出神聖的見解，說這是“異己”思想，尤裡·日瓦戈根本不敢評判革命，除此之外，他們找不到任何詞彙。
但是，由於“新語言”還沒有創造出來，也不是所有的老書都遭到銷毀或禁止，所以當年的中學生為自己找到了辦法。他們中的很多人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不約而同地不去讀官方推薦的文學。他們為自己在當代文學中找到了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阿赫馬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和布林加科夫，這是受本能的指引，就像羊群因為本能會離開被踩壞的牧場，遷徙到生長著鮮美青草的草原。
詩人曼德施塔姆
我們早在這些文學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之前就知道他們的名字，而且這些作家的數量並不少。繼共同的文學品位之後，又發現了共同的文學興趣和精神稟賦。這些名字和詩行變成了人們可以彼此應答的暗號。人們團結一致，重新建立起與俄羅斯文化和歷史的聯繫。多虧這些詩人，我們回到了家園，用曼德施塔姆在《談論但丁》中的形象說法，我們重新開始“共同把握時間”，回到了“歷史必然性和傳承性的王國”。
這個過程必然漫長而又艱巨，而且還一直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是自由之路上兩個重要的路標，但我們總能感覺到強有力的倒退運動，要退回到從前意識形態化的、與自我意識成長相左的趨勢。有一些人的作品想說出關於過去和現在的真相，它們或者遭到直截了當的中止，或者由編輯或作者本人隱去部分內容，故意進行歪曲，變成一個令人惱怒，有時甚至有害的謊言。
但是在六十年代及之後的歲月，一種公開的對抗已經顯露出來。“地下出版物”大量出現。幾千人沒得到任何通知，主動來到帕斯捷爾納克的葬禮上，那些人當中除了帕烏斯托夫斯基和卡維林，沒有一個著名作家，但卻有西尼亞夫斯基、丹尼埃爾、科爾紮文、奧庫紮瓦和博戈特廖夫，他們每個人都認為作家協會的那些準則和自己沒關係，對“領導們”毫不感到恐懼，他們是剛開始解放自己的知識份子。阿赫馬托娃去世時，她的遺體被匆忙地偷運到列寧格勒，怕廣大群眾去和她告別，這種做法和當年把普希金運到聖山如出一輒，但卻有幾千人奔赴阿赫馬托娃在尼古拉·莫爾斯基教堂的安魂彌撒。作協書記米哈爾科夫親自跟隨靈柩，而時為黨員和作協成員的科佩廖夫因“在莫斯科耽擱阿赫馬托娃遺體”受到警告處分（他希望所有願意來送別的人都能在斯克裡弗斯基醫院的太平間見到阿赫馬托娃）。甚至有人談論起了“平行文化”或“第二種文化”，因為每個人都漸漸明白，這兩種文化水火不容。
就在這一時期，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兩本書出現了。第一本《回憶錄》寫于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讀到了該書的打字稿。）一九六五年左右，這本書成為暢銷的“地下出版物”。《回憶錄》在國外出版，一九七〇年才經由“外國出版物”回到自己的故土。《第二本書》寫於一九七〇年，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立刻就讓所有人去讀，兩年後書在巴黎出版。
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是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遺孀，她的一生艱難而又意義重大。一九一九年，她成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一九三四年曼德施塔姆被捕時，她和他一道去了切爾登和沃羅涅日。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到二日的午夜，曼德施塔姆再次被捕。那一晚是他們的永別。半年後，曼德施塔姆死於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外的中轉集中營。
此後，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惟一的生活目的就是保留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保留他的詩作，他生與死的歷史。她不放心自己的秘密保管，反復吟誦曼德施塔姆的詩作和散文，還有一些詩，比如寫史達林的以及其他的詩，她甚至不敢寫下來。
五十年代末的莫斯科，打字機列印的曼德施塔姆三十年代詩歌集《沃羅涅日筆記本》流傳開來。就在這時，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才下決心出版這些詩。當時已經出現的“地下出版”立刻接手了這件事。五年後，《回憶錄》也問世了。
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說，她這些年把保存曼德施塔姆的詩當作自己最主要的任務，她“竭力擺脫困境，想盡各種辦法活命”。她還說：“阿赫馬托娃是我這番事業的盟友。”阿赫馬托娃是曼德施塔姆夫婦一生的朋友，戰爭期間她救了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讓她到塔什干跟自己一起住。在這些年間，她們舊日的情誼變得尤為親密。阿赫馬托娃曾經對她說：“您就是奧夏給我們留下的一切。”
眾所周知，文學史，生平細節，與朋友和同時代人的關係，一切與此相關的都讓阿赫馬托娃充滿熱情。儘管一生中多次遭遇詆毀，她對人類記憶歪曲事實、無中生有的奇特品質依然感到驚訝。她並不擔心自己會被遺忘，她擔心的是被誹謗。她不僅僅為自己擔憂，也為自己的朋友，尤其是阿克梅派詩人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擔憂，因為她與他們共同承受最終的文學命運（對於阿赫馬托娃來說，阿克梅主義永遠都是一個鮮活的重要概念）。因此在自己一生的歲月中，她從青年時代就開始回憶一些事件、一些交往和一些人，這是她眼中構成時代面孔的內容。她在日記中時不時地速寫一些場景，描述很久之前的見面，羅列一些回憶內容。阿赫馬托娃把一些片段和隨筆（《阿梅迪奧·莫迪裡亞尼》、《日記散頁》）讀給朋友們聽，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一成不變的形式講述出來的（即她稱作“唱片”的形式），但她幾乎什麼都沒來得及出版和完成。我想這也許是某種純真品質的結果。她意識到自己在這個時代中的位置，希望講述這一切的是別人而非她自己。
但是她一生都關注“別人”講得是否正確、完整。她帶領盧克尼茨基做古米廖夫回憶錄的工作，給他講了很多往事；她對僑民回憶錄的不負責任痛心疾首，不惜餘力地對他們進行口頭（或日記中的）駁斥；她親手校訂斯列茲涅夫斯卡婭寫她的文字；她期望維連金、戈爾施泰因、尼·司徒盧威、奈曼等朋友會記住她講述的歷史並記錄下來。毫無疑問，她也猜到楚科夫斯卡婭做了筆記。
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
她知道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會寫一部回憶錄，所以她參與了進去。在塔什干共同度過的那些年間，毫無疑問，她們共同回憶曼德施塔姆，把一切細節都弄清楚了。以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的個性，她不會像斯列茲涅夫斯卡婭那樣接受任何直接的修改。但據奈曼說，阿赫馬托娃有過類似的承認：“我有這樣一個辦法，我把自己的想法擺在一個人面前，但不讓他發現。過一段時間後，他就會真心相信這是他自己想出來的。”我想阿赫馬托娃對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經常使用的也是同樣的方法。兩本回憶錄中的直接引語以及這些引語與此時出版的阿赫馬托娃日記的比較，都能讓我們確信這一點。而且，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對年長一些的同時代人的看法更接近于阿赫馬托娃的看法，而不是曼德施塔姆的，因為後者談及他們時的態度更加寬容。
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多年醞釀、思考她的第一本回憶錄，在此期間，她潛心閱讀曼德施塔姆寫過的所有作品，回憶他所有的見解、生活事件和做法。她重新閱讀了對曼德施塔姆產生影響的所有書籍——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謝·特魯別茨基、別爾嘉耶夫、弗洛倫斯基、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柏格森等等。她盡可能地去體會他的思想結構，他對思想和文學的偏好及特異反應。她也效仿曼德施塔姆散文創作獨特的修辭手法——結構略閑鬆散，近鄰的段落和論述之間沒有直接聯繫，但是這種由潛在的關聯引發的比較卻能讓人產生聯想，做出結論。
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的兩本書均已成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全部創作和生平材料的注解，是無價之寶。曼德施塔姆的詩包含深刻而又獨特的世界觀，意義豐富（他時常吟誦：“我們是熱愛意義的人”），擁有廣闊的“能指鍵盤”，這些詩需要人闡釋。和阿赫馬托娃的詩一樣，他的詩成就於二十世紀最初十年豐富而又凝練的文化之中，還有一點相似，那就是他也從第二本詩集開始獲得厚重的全人類意義，這種聲響讓他們在二十世紀歷史中佔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在解釋曼德施塔姆的詩作時，將之與其他詩作和散文進行比較，依據曼德施塔姆本人的解釋和他生活中的具體事例來講解，她多數情況下採納的是內心的方式，而這也是最令人信服的方式。
阿赫馬托娃去世後，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動筆寫作第二本回憶錄。這本應是一本寫阿赫馬托娃的書。她似乎在完成女友的遺願。該書第一版的篇幅比現在的版本小四五倍，是以阿赫馬托娃給她的贈書上的題詞作為開始的：“給好友娜佳，希望你再次回憶起我們的過往。”但後來發生了她意料之外的事：“思考安娜·阿赫馬托娃時，我不知為什麼總是回憶起自己的生活，而在我寫奧·曼時，我卻從未想到過這些。”
加入全新的篇幅和思考後，這本書的篇幅變大了，它漸漸獲得了新的面孔。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在談話中開始將它稱作寫自己的書。但更為正確的說法也許是，這是一本關於時代、關於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五十年的書，毫無疑問，阿赫馬托娃、曼德施塔姆以及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自己的命運顯然推動了關於這一時期的思考。這三個卓爾不群的人的命運和道路在很多方面恰好十分尋常，他們和大多數人共命運：逮捕，集中營裡的死亡，兒子和父親被逮捕，赤貧，面對秘密組織和跟蹤時的全然無助，這一切都是平常現象。只有一點讓這些顯得獨特而又矚目，那就是遭受這一切的是這份充滿哀傷的回憶錄的主人公，他們心靈純潔，為人正派，是高尚精神文化的代表，擁有敏銳而又正確的榮譽感，生動而又滾燙的良心，此外還是這個時代最優秀的兩位詩人。
詩人阿赫瑪托娃
有一次在恐怖年代，曼德施塔姆在列寧格勒的一個公開演講上回答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顯然是有關古米廖夫的），他說：“我是我那些朋友的朋友。無論他們是死是活，我都不離不棄。我是阿赫馬托娃的同時代人。”在另一個地方，曼德施塔姆說阿克梅主義的初衷是評判詩歌。在他的世界觀中，詩歌是創造歷史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歷史之中包含著詩歌的獨特責任。無論誰都不會像阿赫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那樣，如此頻繁地在詩中使用“良心”一詞。於是，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為我們所做的與其說是描述這個時代，不如說是對其進行評判，這完全符合她所接受的“阿克梅式的”教育。她譴責她的時代，毫無保留，義正詞嚴。
她譴責的不僅是暴力、殘忍和非人道的制度，還有所有不加解釋就輕易接受並贊成這些新法則的人。她從譴責自己開始。她指出，她自己“也是一個破壞者，一個濫用自由的人”。在整本書中她不斷提出問題，問社會和人民所經歷的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她想刨根問底。她想瞭解為什麼人們會在某一時刻開始自願地拒絕自己，拒絕發表個人見解的權力。這一切迅速導致所有共同價值的瓦解，導致道德淪喪和倒退。有些人許諾要造福全人類，為此去毀滅“過去的所有偏見”，即道德遺訓，同時還要毀滅承載這些遺訓的人，她發現，那些人現在只學會“錯誤”這一個詞。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寫道：“幸運的是，這不是錯誤，甚至也不是上百萬的錯誤，而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是只要不刨根問底找出根源就無法停止的連鎖反應。”整本回憶錄中她都在探究這種“根源”。她認為這是“自我意志”和“瘋狂而又致命的自由”。十九世紀善良的實證主義生髮出了無宗教根基的人道主義，後者又演變成了類似“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的“公理”，這就是自我意志的最初根源。
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主張：“應該講同一件事，直到每一份苦難、每一滴眼淚都湧出來，直到把過去和現在發生的事件的原因探究清楚。”但是，“不幸在於我們繼續隱瞞自己的經驗，如果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她說，她在老一代人面前至今一言不發，因為不想聽到他們讚歎二十年代的藝術繁榮。對於她來說，如何看待二十年代的態度是一塊特殊的試金石，讓她氣惱的是，老一代人仍然認為二十年代是某種被忽略的文化復興。她那段時間更經常接觸的年輕人，則樂意和她一起批判二十年代。
她認為，“只有一個時刻是可以思考所發生一切的，那就是趁熱打鐵，趁鮮血還在流淌的時候。”《第二本書》的體裁是“桌邊的交談”（普希金的table talks）。這的確是她在切廖姆什基小廚房裡，手捧一杯茶，圍坐桌邊的交談。她的談話者，尤其是年輕一代中的談話者，總是興致勃勃。她的講述永遠充盈著“一個當代女性的愛與仇”，猶如一陣清風，她讓人感到我們一起參與了真實而又不間斷的歷史，雖然這種歷史並非是我們開創的，也不是人類的雙手織就的。就這樣，這個側面酷似庫邁的西比拉的女祭司，校正了世紀的脫臼，把中斷了的文化傳統聯繫了起來。
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還為自己的交談者和讀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教訓。當時的一個進步評論家是“解凍”的忠心擁護者，有一次他指出，審查制度並不妨礙他，因為他都能說出他的思考，不和審查制度發生衝突。當時確實所有人都學會了使用伊索式的語言和精巧的典故，善於閱讀字裡行間的潛在含義，“戴著鐐銬飛奔”。但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所寫所說的一切，在當時會與任何一種審查相對立。“他們什麼都看不明白，但在他們古怪的頭腦中終究會留下一個印象，他們知道有一個不正常的老嫗無所畏懼，蔑視權力。就讓他們哪怕瞭解這一點也就足夠了。他們能理解的惟一想法較之於他們的配給食品、袋裝食品和用來教育幹部的文學而言，幾乎微不足道。在那些幹部的眼中，一切都一文不值，無論生命、人、大地還是被他們即將吹滅的明燈。”這就是她關於自己的回憶錄寫下的一番話。
她用自己的幾本書教會了人們如何直接思考並開誠佈公地表達。當時所有人都忘記了該如何做。當作家的地位由作協書記處決定，允不允許出版取決於行為是否端正，她便在自己的書中，如同桌邊的交談那樣，對一切進行譴責，敢作敢為。而對那些覺得她的評價有失偏頗的人，她提醒他們說：“我可是曼德施塔姆的遺孀，直到現在還有人憎恨我的丈夫，恨得如此強烈，就仿佛他還活著，還在街上踱步。”
時間又過去了二十年。不止一代人背會了至今尚未真正出版的曼德施塔姆的詩，他們已經進入生活。人們明白了，這個“被拋棄的人，不被承認的兄弟”依然是正確的，他吟誦那些寫羅馬和莫斯科的晦澀詩句，寫打字機裡的魚刺和閃爍的良知，寫小鴿子歐律狄刻，彼得羅波里那些瀕死的城市，基輔維伊。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那年，曼德施塔姆遭受逮捕，那時，千年王國轟然開始，現如今，它仿如陽光照耀下的四月的雪堆，正在漸漸融化。
那麼，或許勃洛克是對的，“不該將非藝術的一切冠以藝術之名”。
娜傑日達·雅科夫列夫娜將自己的回憶錄比作遭遇海難的人投向大海的漂流瓶。如今，一排巨浪終於把這只漂流瓶推上了我們的海岸。
正像曼德施塔姆所期待的那樣，人，畢竟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堅強，正是有賴於此，我們才在歷史中站穩了腳跟，始終沒有與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語言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