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戰爭片，就是7月上映的諾蘭大神新片《敦克爾克》。
講述二戰期間著名的敦克爾克大撤退，從預告片你就能看出那種千鈞一髮的緊張感。
去年也有一部讓人如同親臨戰場的《血戰鋼鋸嶺》，真實而慘烈的畫面，配合影院的立體音效，簡直把觀眾都震傻了。
這些二戰電影，都是在和平時代，對歷史的再現。
那麼真實的戰爭場面長什麼樣呢？
Sir帶你來看幾張圖——
地對空視角：鏡頭一搖就看到滾燙發紅的子彈直竄上天際。
空對地視角：機槍不停掃射，你能清晰地看到彈道和濺起的水花。
這是在敦克爾克大撤退的4年之後，勢如破竹的諾曼地登陸。
以上這些珍貴的歷史畫面，是怎樣拍下來的？
讓它來告訴你——
《五人歸來：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Five Came Back
這是一部由網飛（Netflix）最近推出的紀錄劇集，好看。
爛番茄拿到雙100%。
《五人歸來》講的是，好萊塢不僅能拍戰爭大片，還能親自衝鋒上陣，扛起攝像機突突突給你看。
陣容強大。
採訪對象有五位元大導：斯皮爾伯格、科波拉、保羅·格林格拉斯、吉爾莫·德爾·托羅和勞倫斯·卡斯丹。
梅姨（梅麗爾·斯特裡普）擔任旁白。
但真正的主角其實是他們——
約翰·福特、威廉·惠勒、弗蘭克·卡普拉、約翰·休斯頓和喬治·史蒂文斯。
不熟？
這幾位元好萊塢老牌導演的作品，可都是名垂影視的：《憤怒的葡萄》《關山飛渡》（福特作品）、《羅馬假日》《賓虛》（惠勒作品）、《生活多美好》《一夜風流》（卡普拉作品）、《碧血金沙》（休斯頓作品）、《安妮少女日記》（史蒂文斯作品）……
他們人生中還有另一件牛掰的事——趕赴第一線拍攝過二戰。
當時，好萊塢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入伍，五位導演在大後方也坐不住了。
福特因沒有參加一戰而時常感到遺憾。二戰爆發之前，他早早察覺到納粹的威脅，在1940年的電影《歸途路迢迢》拍攝中，他已經插入戰爭元素，但他遠不滿足於此。
於是他請求美國海軍成立野戰攝影隊，召集攝影師、音效師、剪輯師，為上戰場做足了準備。
卡普拉開戰前已經三度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但因為義大利移民的身份，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歧視（尤其是1941年德、意對美國宣戰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證明給大眾看。
惠勒作為一個猶太人導演，20年前從米盧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所佔領的法國城市）來到美國，他對戰爭並不陌生，他知道猶太人的命運。1942年拍了《忠勇之家》（英國民眾抗敵的英勇事蹟）之後，他決定更深入地，用影像展現納粹的暴行。
《五人歸來》用一種獨特的視角，將二戰史和電影史交織在一起，讓我們看到這群熱血電影人的“我的抗戰”。
不要以為那只是去走走、拍拍、看看，人家可是正式入了伍，穿軍裝、帶軍銜的。
所以片頭你也能看到，五位導演的名字被印刻在軍用水壺、背包和“狗牌”（英文叫dog tag，上面的資訊用於辨認陣亡士兵的身份）上。
不過你可能會問，仗都打成那樣了，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拍電影嗎？
這就要來看歷史背景了。
在二戰時，要瞭解時事新聞，除了看報紙、聽收音機以外，很重要的管道就是看電影。
當時美國的電影院會播放新聞片段，讓民眾瞭解前線的戰事。
事實上，直到70年代初，在電視節目《新聞聯播》出現以前，中國人想要瞭解國家領袖又開了什麼會、會見了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也要靠電影院放映一套專題片——《新聞簡報》。
在戰爭時期，如果沒有前線的紀錄片，就很難完成後方的戰爭動員。
而且，電影本身，就是戰爭。
早在二戰之前，1934年德國女導演萊尼·裡芬斯塔爾就拍攝了宣傳電影《意志的勝利》，為納粹當局背書。
這部紀錄片，用高超的電影語言，展現了納粹的“力與美”，極具震撼力與煽動性。
這時人們意識到，電影也是強大的宣傳工具，是可以改造思想的有力武器。
如果放任納粹有害的宣傳，那就相當於在輿論陣地上繳械投降了。
所以在這種時候，電影人更不能退縮。
好萊塢的這五位導演參與了二戰的許多重大時刻：
中途島戰役、阿圖島戰役、諾曼地登陸、聖皮耶特羅之戰、北非解放、法國解放、義大利解放……
並拍成了一部部紀錄片。
為了這些珍貴的影像，有的劇組成員甚至付出了生命。
更不可思議的是，五個死磕派導演，到了戰場，沒有想著找安全藏身點，而是還想著……
找到最好的拍攝角度、最好的取景。
1942年6月，福特去了中途島拍攝，去到後得知，日軍即將攻佔此處。
在空襲時，福特沒有躲進防空洞，反而選擇了一個高臺作為拍攝點。因為那裡既能俯瞰地下，又能獲得上方的最好視野。
他被子彈擊傷，昏迷過去。蘇醒後，第一件事是立刻再次投入拍攝。
結果是他用命賭來了這部《中途島戰役》，帶著電影和傷口回了美國。
這是觀眾第一次看到有色彩的戰爭紀錄片，第一次在電影中見證美國在戰爭中的勝利。
《中途島戰役》獲得1943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福特也因此獲得紫心勳章。
1944年6月，惠勒在義大利拍攝《霹靂戰機》。
為了獲得更多義大利海岸線遭到摧毀的畫面，他不顧危險搭上了B25轟炸機，親自拍攝影像。
降落之後，他發現自己的耳朵聽不到任何聲音，開始還以為只是暫時性的。經過軍醫檢查，診斷他徹底失聰了。他的軍旅生涯不得不宣告結束。
捲入戰爭的，當然不止是軍人，還有無數手無寸鐵的普通人。
1945年，喬治·史蒂文斯跟隨同盟軍在德國拍攝戰爭尾聲，他到了達豪集中營，同行的所有人都被所見所聞震懾得幾乎失語。
這是一個死亡工廠：受害者的哀嚎、數不清的屍體……
史蒂文斯說：他不敢相信集中營發生的種種暴力和邪惡竟然是人類所為。
攝影團隊的人放下手中的攝像機，成為護士或牧師。
一位攝影師在接下來幾天為垂死的囚犯們寫信給家人。
史蒂文斯意識到這不再是拍一部紀錄片，而是利用攝像機收集證據。
德軍投降之後，史蒂文斯將其剪輯成電影《納粹集中營》並放映，成了紐倫堡審訊的關鍵轉捩點，這也是世人第一次見到大屠殺的真實影像。
電影成了無可辯駁的證言，讓人永遠銘記發生過的罪惡。
戰爭結束後，約翰·休斯頓將鏡頭對準受傷的士兵，拍攝了《上帝說要有光》，記錄了他們戰後創傷的治癒過程。
深陷於絕望和痛苦的回憶之中，這比身體負傷更恐怖。
在戰後創傷應激障礙（PTSD）這個詞還沒出現時，約翰就拍出了這部影片，他說拍攝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更瞭解真相，未經粉飾的真相。
因為展現士兵們因戰鬥而導致的精神錯亂，對軍方不是個很好的宣傳，拍攝完成之後一直被打壓。直到40年後的1981年，才得以公映，才讓觀眾見證到戰爭的殘酷以及對生命的同情、關懷。
這五位導演都在戰爭中經歷滄桑，都受過傷（福特受了槍擊，惠勒喪失聽力……），見過最殘忍的戰爭現場。
這樣的經歷也讓他們不得不重新反思人性，深刻地影響了五位導演之後的電影創作。
海明威在《永別了，武器》中說過：生活總是讓我們遍體鱗傷，但到後來， 那些受傷的地方一定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地方。
1946年，惠勒拍攝了《黃金時代》，給退伍軍人帶來了希望和勇氣。斯皮爾伯格說，他每年都看一次《黃金時代》。
惠勒後來還有《賓虛》《羅馬假日》等經典之作。
休斯頓退伍後，製作的第一部電影是《碧血金沙》，西部片的傑作。
史蒂文斯發現自己再也拍不出喜劇了，改拍嚴肅電影。1959年拍《安妮少女日記》（改編自死於集中營的猶太少女的真實日記），他才敢第一次，把自己拍攝的集中營影像拿出來看。通過電影他表達的是人性的反思之後，尋找微光。
福特戰前的作品，總是有一股樂觀主義。可是戰後，這股樂觀主義變成了發人深省的質問——我們不再懷念那些為下一代美好未來而犧牲生命的人們了嗎？
1946年，卡普拉拍攝了《生活多美好》。推出時票房失利，影評人也不看好，但卡普拉仍坦言這是自己最喜歡的電影。他用大團圓的故事，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或許別人覺得平常，但是經歷過戰爭的人，一定分外珍惜平常的生活。
1982年卡普拉獲得奧斯卡終生成就獎，在領獎時他說道——
只有英勇的人才會創作
只有大膽的人才會製作電影
唯有真正勇敢而無畏的人
才配得上在兩個小時的黑暗空間裡
對其他人訴說故事和道理
Sir從未像現在這樣，覺得電影如此的偉大。
歷史會永遠記得你們，偉大的電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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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娜塔莉波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