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豆腐腦鹹甜之爭”、“粽子是肉餡還是棗餡”，中文互聯網上還流傳著一個更隱蔽、更普遍的南北差異——“洗臉用手還是用毛巾”。一般來說，南方人習慣用水浸濕毛巾洗臉，而北方人多用手洗臉後再用毛巾擦乾。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網上有多種解釋，有人說因為北方嚴寒天氣會凍硬毛巾，有人說北方水資源較少，搓毛巾時會浪費水。還有南方人直接開起地圖炮——毛巾擦臉更加徹底，南方人比北方人愛乾淨。
北方人再生氣，也不得不承認毛巾擦臉更乾淨的說法符合大多數人的直覺：相比雙手，濕毛巾有更強的摩擦力和更大的覆蓋面，自然能更徹底地清除面部污垢。
真的是這樣嗎？
南方人洗錯了！
這種說法當然難以成立——南方人只需出一趟國就會發現，在更注重清潔、護膚的西方社會，幾乎沒有人會用濕毛巾擦臉。
原因很簡單，像刷碗一樣把臉洗到一塵不染，非但不會乾淨，還可能適得其反。
正常空氣環境下，人臉如果看上去比較“髒”，原因並非外界的灰塵顆粒，而是皮脂在作怪——臉上的油光、粉刺和青春痘，罪魁禍首都是皮脂。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盡可能清除皮脂，它不僅能夠滋潤皮膚防止水分蒸發，還能形成弱酸性外膜防止有害病菌的侵入。
皮脂的過度分泌才是問題根源。皮脂腺分泌的皮脂量和雄性激素、氣溫、年齡、飲食都有關係。最常見的，就是在青春期較高水準的雄性激素刺激下，過量分泌的皮脂堵塞毛囊，形成的局部厭氧環境促使細菌繁殖，繼而引發炎症、出現痤瘡。
因此，洗臉的目的應該是在對皮膚刺激盡可能低的前提下，清除掉皮膚表面的油污和代謝的角質，同時適度保留皮脂和水分。那怎樣才能控制皮脂分泌呢？
用濕毛巾搓臉的辦法自然不可取——面部過分清潔乾燥反倒會刺激皮脂分泌，為青春痘大開方便之門。就算用幹毛巾擦臉，也應儘量避免用力過度，最好先拍幹臉上的水，再用毛巾輕輕吸幹水分。
近年突然火起來的“洗臉神器”比毛巾更加危險，神器導致的過敏性皮炎病患讓眾多皮膚科醫生憂心忡忡，紛紛表示現代人的皮膚問題不是清潔不夠，而是“過度清潔”。
濕毛巾洗臉的另一嚴重問題是潮濕環境下細菌的大量繁殖。大部分毛巾由棉纖維製成，親水性纖維素分子和毛細管作用有助於毛巾吸收並儲存水分，附著在毛巾上的皮脂、汗液、皮屑提供的食物和鹼性環境，也為細菌創造了適宜的生長環境。用水浸沒的毛巾，即使用力擰乾，濕度也會遠遠大於擦臉的幹毛巾，上面的細菌會出現指數級增長。
綠棉纖維的縱面電鏡圖，公定回潮率（纖維含水重量占纖維幹重的百分比）為 8.5%，中國家紡協會在 2014 年發佈的《毛巾健康使用週期實驗檢測結果》中，所檢測的 65 條濕用毛巾平均細菌量要遠大於 54 條幹用毛巾，且在多數毛巾中都發現了金黃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大腸桿菌等危害較大的病菌。
值得一提的是，濕毛巾會讓臉更“髒”長期以來並不為中國人所知，直到 20 世紀 8、90 年代，各種健康雜誌仍在教育讀者用濕毛巾洗臉，特別是母嬰雜誌，還有教寶寶用毛巾洗臉的詳細教程。
因此，用毛巾還是用手洗臉與中國人的衛生觀念關係不大，只是一種習慣差異。那這種差異到底為什麼會出現？
中國歷史上，用手洗臉的方法一直都是主流。
春秋時期的“沃盥之禮”就是用手洗臉，“沃”是澆水，由一人捧匜負責澆水，一人端盤接水，盥洗者清洗完後才“盥卒授巾”，用手巾擦拭。
現代毛巾的出現，最早也是為了便於擦乾身體——由於毛巾表面的毛圈結構能帶來遠強于傳統布料的吸水性和摩擦力，17 世紀土耳其人把傳統的地毯編織工藝用於製作新娘沐浴儀式中的浴巾。
不過，毛圈結構的織造相對複雜，且當時原材料只能是棉纖維，毛巾一開始只在奧斯曼帝國內部流行，19 世紀棉紡織業開始工業化後才大量生產。亞洲的普及來的較晚，直到 1894 年日本才開始大規模生產毛巾，來自今治市的“鐵錨牌”毛巾經由開埠後的上海傳入中國後，葛巾等傳統擦臉布才退出歷史。
18 世紀末，美國總統夫人使用的仍然是亞麻毛巾。這條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妻子瑪莎·華盛頓使用的亞麻制毛巾收藏於弗農山莊。
中國人慣于用手洗臉再用布擦乾，毛巾的出現當然不能改變，只會強化這種習慣。那濕毛巾洗臉法又從何而來呢？這很可能是受到軍隊習慣的影響。部隊行軍途中，受自然環境、集體行動限制，常常無法保證充足的水，有時飲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在一切從簡從速的前提下，為了盡可能節水省時，浸濕毛巾擦臉的方式是必然選擇。因此在軍校教育中，會刻意訓練學員用冷水和濕毛巾洗臉。
據黃埔軍校二十二期學生巢英虎回憶，雖然有自來水龍頭，軍校生也統一用洗臉毛巾接水洗臉；第十三期學生李拔的回憶中，如果早操時被值班班長發現毛巾是幹的（說明沒洗臉），就會被嚴厲處罰。
位於廣州市長洲島的黃埔軍校舊址，還原了當時學員使用的毛巾、洗臉盆、漱口杯。
國共兩黨共同的軍事色彩，也使雙方首腦不約而同養成用毛巾洗臉的習慣——據侍從回憶，蔣介石習慣把濕毛巾反復用力擰乾再使勁擦臉；毛澤東洗臉洗腳都只用一條毛巾，且從來不用香皂；鄧小平則為了節約從不擰毛巾，而是擠出毛巾的水分，以防毛巾過快損耗。
軍隊的洗臉方法為什麼會影響到普通人？原因很簡單，除了講究體面的社會中上層，當時大部分人並沒有每天洗臉的習慣。南方各省長期戰事徵發的數千萬士兵，退伍後不可避免會把軍隊的生活方式帶回家中，影響到整個社會。
同時，蔣介石 1933 年發起的，強調“生活軍事化”的新生活運動也強化了這一習慣。雖然在新生活運動相關文獻中找不到用毛巾洗臉的規定，但 1942 年國民政府頒行的《小學課程標準》中的洗臉法明顯是軍隊翻版。
“洗臉的時候先用毛巾浸濕，擦了肥皂，在臉部、頸部、和耳後擦抹周到；隨後，用水洗去皂沫，再在臉部、頸部、和耳後細細的擦抹乾淨。”
1932 年出版的《開明國語課本》中，第一課《早上起來》就有濕毛巾洗臉的圖畫。圖為 2005 年影印出版的《開明國語課本》
與南方相比，中國北方地區在新生活運動開展數年後即被日本佔領，日治時期環境相對安定，徵兵數量遠遠少於南方，社會受軍事文化影響不大，自然無法養成用毛巾洗臉的習慣。
1949 年後，中共雖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愛國衛生運動，組織動員力度也遠強於國民黨，但愛國衛生運動側重于防疫、衛生、“除四害”，沒有像新生活運動一樣用軍隊文化塑造國民，更不會細化到洗臉方法的統一，南北差異因此得以保留。
1953 年上海新亞書店出版的《新中國兒童衛生習慣圖》雖有濕毛巾洗臉的畫面，但這種缺乏明確指令的宣傳畫無法改變北方人已有的習慣。
洗臉錢應該怎麼花？
1949 年後，由於棉紡織業相對不發達，很多中國人尤其是農村人甚至買不起一條毛巾，但今天中國人在洗臉上花的錢已領先世界——英敏特的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面部護膚消費市場，2014 年中國人在臉上花了約 838 億人民幣。即使是不那麼在意護膚的中國男人，也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就購買了約 3000 萬瓶洗面乳。
中國男人對洗面乳的熱衷，原因可能與中國女人對面膜的熱愛類似（參見大象往期文章《為什麼中國女性熱愛貼面膜》）——美白、補水、深層祛痘等花樣繁多的賣點很難讓人不動心。
不過，與面膜一樣，洗面乳主要由水、表面活性劑、保濕劑、功效成分、香精色素和防腐劑組成，角質層的屏障作用讓商家鼓吹的神奇功效都難以實現。實際上，洗面乳唯一能做到的只有清除油污。
這也意味著，用於洗淨油污的表面活性劑直接決定了洗面乳的效果。
皂化配方就是一種是廣泛應用的表面活性劑配方，在洗面乳的前身——洗臉皂中就已大量使用。皂基洗面乳一般價格較低，但清潔力過強，對皮膚有一定刺激性，只適合皮脂分泌極其旺盛的皮膚環境。對於幹性和敏感性皮膚還是應該考慮其他配方相對溫和的洗面乳。
在洗面乳的成分表中，只要同時出現上述兩類成分就可以認為是皂化配方
在各種新鮮神奇的洗面乳廣受市場歡迎時，中國人對於的毛巾的消費則節約多了。
2014 年中國家紡協會毛巾使用調研結果顯示，中國毛巾人均使用量僅為 300g/年，遠遠低於日本的 2300g/年和歐美的 1800g-2200g/年。相比發達國家 1-2 月的毛巾更換頻率，中國的毛巾消費觀還停留在"不破不換"的階段，這顯然是匱乏時代的歷史遺留。毛巾不像衣食住行能通過直觀差異來刺激消費，只要"看上去正常"，多數人就不會有更換毛巾的意識，對於毛巾品質的好壞普遍缺乏判斷。這也導致中國人在洗面乳、護膚品上花的錢可能會因劣質毛巾全部浪費。
對於只通過毛巾花色和手感來決策消費的人們來說，怎樣買一條好毛巾？
相比摸上去的手感，吸水性、透濕率、透氣性、柔軟性、斷裂強力才是衡量好壞的核心指標。
例如，採用了華夫格設計的毛巾甚至直接取消了表面的毛圈，通過表面的細密方格和凹凸紋理來實現吸水和透濕。在極大降低毛巾重量，甚至弱化毛巾強力和吸水性的同時，以達到最佳的透氣性。
傳統毛圈毛巾（左）與華夫格毛巾（右）對比。一塊 34*75cm 的華夫格毛巾重量為 50g，而同尺寸的低撚紗毛巾重量在 110g 左右
除此之外，高低毛、波浪紋、緞檔、割絨、蜂巢結構等工藝設計也能滿足不同的洗臉需求。但遺憾的是，大部分中國人對毛巾的認知，目前還停留在是否掉色、圖案是否規則以及毛圈的數量和長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