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花木抒發人的意志、願望之時, 以花枝展情韻, 表現花品花格, 令人在擊節讚歎之餘, 心馳神往。古人看花是有分別的，飲酒對自然生長的花，飲茶對瓶中插花，在寄情花木中, 每朵花、每片葉都蘊涵著深長的意味。
宋 朝經濟繁榮，文化藝術迅速發展，插花藝術也獲得普及與進步，成就輝煌，舉國上下插花之風亦然盛行。《洛陽牡丹記》有載：“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 無貴賤皆插花。”每到春天都要舉行盛大的花會和插花比賽，熱鬧非凡。
文人插花別有情趣，已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除琴棋書畫外，又形成插花、掛 畫、點茶和燃香的“生活四藝”，撰寫出不少插花詩作。
受 理學影響深重的宋代，其清雅、雋秀的時代氣質，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細描繪，以花抒寫理性的主流。插花不僅追求怡情娛樂，更注重理性意念。在形式 上、內涵上則傾注作者的思想，意趣及品德節操，不像唐朝那樣講究富麗堂皇的形式與排場，而注重花品花德及寓意人倫教化的表現。
在構圖中，講究線條美，常以 梅花、臘梅等枝條來插制，突出“清”、“疏”，形成清麗疏朗而自然的風格。因而，許多文人士流為避現實多退隱于山水之間時，寄情於山水花草之間，以表心 意。如周敦頤的學生程顥詩雲：“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對花開花落等景象敏感多思。
民風尚花
插花在宋代成為民間社交的禮儀，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中有：“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
《夢梁錄》有：“汴京熟食借，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
《墨莊漫錄》中記載：“西京(今洛陽)牡丹聞名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花卉展覽)。宴集之所，以花為屏障，至梁、棟、柱、拱，以筒儲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
插花成為文士們雅集的主要題材，根據吳自牧的記載：當時不論官吏庶民，在吉凶慶吊時，一切筵席通常是由四司六局承辦。而四司六局的職掌中，香藥局管燒香，茶酒司管點茶，帳設司管掛畫，排辦局管插花。
花養、花擇
宋代插花不僅講求插得好，插得妙，還講究花命的維持。在花材保鮮技術研究方面發明了許多既簡便實用又科學的方法和配方，有些方法至今仍具現實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趙希鵠在《洞天清錄》中提及，“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銹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可見古銅器養花有保養的功能。蘇軾的《格物粗談》、林洪的《山家清供》也有類似的敘述。
隨著深入探討插花著作、詩詞漸多問世，為中國傳統插花藝術理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豐富了中國傳統花文化的內涵。范大成在《范村梅譜》中，對梅花的選擇和品賞最為精闢，書中說：“梅以韻勝， 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陘奇者為貴。” 這經驗之談也成為中國古典插花藝術的準則。
花器
宋代插花的花器，如花瓶、畫盆已經是專門的造型，和日用器皿區別開來，各大窯口幾乎都有生產專門用於插花的花器。當時的插花既有自由、愜意的竹筒插花、也有發古幽思的用商周鼎彝作花器的插花。插花容器的製作與改良，繼五代發明占景盤後，宋朝又發明了三十一孔花盆、六孔花瓶、十九孔花插等，可視作現代插花用的劍山原型，可見當時對花枝的插置佈局已有一定藝術構思。同時，宋人花架也十分考究，這大大促進了陶瓷、漆雕、術器等工藝的發展。
花德
宋代的儒士總是把哲思與花木、與大自然相聯繫。所以，文人義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花材多用松、柏、竹、梅、蘭、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表達人生抱負、理想。結構上則注重以清為精神之所在，以疏為意念之依歸，體現自有純美的意境。如以梅之傲雪淩霜、蘭之幽懷若穀、竹之虛心有度、菊之玉潔冰清, 作為“四君子”；或以傲骨錚錚的青松、高風亮節的竹、剛強不屈的梅，組成“歲寒三友”，比擬文人雅士清高、孤潔的性格。將花卉賦予花德，以花寓意人倫教化，成為宋代花藝的重心。
有跡可尋的插花，至少唐以前在中國已經出現，甚至有人認為是漢代就有，不管何時有的，都還相對簡單，多與祭祀或供奉有關。宋元時期，中國插花進入了普及時期，雖然國力已不如唐時強盛，但畢竟結束了五代的割據局面，經濟文化更加進步。“人文之善”是社會生活的境界、人際交往的境界，在天人合一的傳統哲學觀下，能體會的是靜觀萬物，是時光的變遷。
作者：設計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