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平等,其實更是一種理想化境界:在平等的先決和預期下, 特權階層、豪族高門、宗教禁錮,不能阻擋財富、知識和人身的自由。
理想化境界的距離, 路途之修遠,至今仍未接近。在文明成熟度更高的歐洲,以及美國、澳大利亞這樣的新興國家,社會平等化,看上去更加明顯。英國是否脫歐,至少這1800萬選民, 一人一票,是社會平等化的一種體現。
然而社會制度的平等,並不意味著社會階層的平等，制度化的維護，很多時候，仍然只是盡可能混淆社會階層差異。按照過往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那是在“粉飾太平”、是在“偽善地塗抹民主色彩”。
就像千餘年前中國社會制度裡，就有了“九品中正”這樣名正言順的社會層級。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三百年一次大地震,生靈塗炭,人民苦難罄竹難書,但士族寒門,轉換來去,總會以各種形式存在,這與歐洲隱性 相似。
職業球星,同樣擺脫不了這 種社會階層的屬性。只是歐洲杯 這樣的大舞臺上,各種不同國家, 選擇足球運動的人群不同,他們 體現出來的社會參與性、知識結 構和進取心,會截然不同。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來後,採訪歐洲杯的媒體,第一時間當然會追逐英格蘭球員們,聽聽這些家喻戶曉的球星將如何說。 然而第一圈的採訪,讓媒體相當失落。面對鏡頭的哈裡·凱恩,聽到脫歐這個話題時,啞然失笑。
“早上看到這條新聞,隊裡有不少人說這事來著,不過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和冰島的比賽,脫歐什麼的,大家關注不多。”
凱恩之外,其他英格蘭球員都不太願意面對脫歐話題。他們不願意分散注意力,還是他們壓根兒就不關心這樣的大事?英國大報媒體的分析, 傾向於後者。
雖然脫歐對英超地位會有嚴重影響,脫歐也可能讓英國本土球員更值錢,但他們真不關心政治,他們也不具備這樣的知識積累。
反倒是義大利球員裡,有 基耶利尼這樣學霸的存在。他 坦承:“ 我閱讀了好多英國脫歐的報導,我也有些困惑。由於對現狀感覺不滿,就公投來謀求改變, 卻對於將如何改進，並沒有明確的計畫，我想這就是英國發生的一切。”
基耶利尼的描述和概括，有些讓人驚豔。捷克門神切赫，在英超效力超過十年，他對捷克媒體的評論，也很有見識：“一些不完全的歸納，說英國中產階級以上，反對脫歐，收入更低的人群，支持脫歐，這只能說明英國人對現狀的不滿，找到了和歐洲複雜關係這樣的理由……”
為什麼吾國吾民無話可說，而他國他民反倒能分析得頭頭是道？球員與球員之間，因為國別和社會環境差異，有如此之大的區別嗎？
事實正是如此。
《足球經濟學》裡，西蒙·庫珀和史蒂芬· 西曼斯基對十多年來英格蘭國腳的家世背景做過一個調查，最終發現，90年代中期開始的英格蘭國腳，七十余人，只有“一個半”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一個是蘭帕德，其父為職業球員，入選過英格蘭代表隊，半個是喬·科爾，其父是水果雜貨店店主。其餘都來自勞工階層，甚至很多來自凱特·福克斯《英國人的言行潛規則》裡所描述的“中下勞工階層”。
這樣的家世背景，溫飽一般不會有問題，但受教育程度、社會視野開闊性以及國際化程度相對局促。他們飽含勞工階層質樸勤勞的傳統，也有各種勞工階層的局限。足球是他們在英國這個隱性“九品中正”社會裡向上的晉升之階，可他們本質上，仍然沒有改變。這樣的人群，少了偽善、過度勢利和崇利，卻也會相對簡單和狹隘。
足球起源，決定了“什麼人，踢什麼球”。現代足球源自英國公學，卻繁榮于勞工階層。但是在歐洲大陸傳播開來，參與足球的社會人群，會要偏高一些。當足球由英國人傳播到西班牙、德國、義大利、荷蘭，是舶來品，也是更強勢領先的資本主義帝國文化對外輸出的產品。在巴西，足球成為全社會接受、消除人群差異的工具，在歐洲大陸，最開始是海歸、廠礦老闆、鐵路技師和城市人群接受的遊戲。
意甲、德甲、西甲和法甲，有過太多球星出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普拉蒂尼、維亞利、克林斯曼、坎通納、皮爾洛等等，直到八九十年代新移民第二代的出現，讓法甲、德甲的球員身世構成更為扁平。
歐洲社會，細細研究，仍然能找到各種“九品中正”的痕跡。而在孤懸海外的英國，雖然近在咫尺，卻總保持著和歐洲的距離。這種距離感，或許能讓英國人自覺更安全，但又更疏遠。英格蘭球員中，像勒索克斯這樣的前國腳，平時不看花邊《太陽報》，更愛讀知識份子看的《衛報》和《每日電訊報》，就被隊友們嘲弄為“歐洲人”，甚至被懷疑是同性戀。社會平等、民主制度化上，歐洲已經接近完美，可是要真正打破社會階層區隔，英國和歐洲，仍然有著各自不同的漫長路途。
撰文：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