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已破 9 億的《乘風破浪》上映前後，“ONE 文藝生活”微信公眾號自然成了韓寒新電影的宣發陣地，兩篇長文在社交網路獲得了迅速傳播。
除了一篇韓寒自問自答的關於《乘風破浪》專案的創作想法，在春節前夕的1月26日，紀實性文章《寫給那個茶水妹的誕生記》在公眾號發佈，詳細記錄了電影拍攝過程中劇組成員間的種種軼事。很少有人知道，這部從開機到上映只用了四個月時間的故事長片，最終只花費了 1.6 億元的製作成本。
除了微信平臺，《寫給那個茶水妹的誕生記》在微博上的閱讀數也超過1000萬。一個細節是，這篇文章被注明為“ONE 實驗室特稿”，署名“葛佳男”——她也是現任亭東文化 CCO 的李海鵬團隊的特稿作者之一。
2016 年開始，韓寒的生意起了些變化。4 月，“亭東影業”成立，原先運營“ONE·一個”APP的“有樹文化”也擴展為“亭東文化”。隨著《天空製造》、《三重門》等電影開拍計畫的宣佈，韓寒的身份越來越多。同年 7 月，曾先後供職《南方週末》、《人物》及《時尚先生》等刊物的李海鵬宣佈加入亭東文化，擔任首席內容官，成為這次調整中的關鍵人物。
截止鈦媒體記者發稿，《乘風破浪》的票房已達9.5 億，而在整個春節檔，《乘風破浪》也僅次於周星馳導演、徐克監製的《西遊伏妖篇》（16.20億）與成龍主演的《功夫瑜伽》（16.40 億），但在口碑方面，根據豆瓣的評分，《乘風破浪》的 7.0 分則為同期最佳。
平衡主流與個性的“韓寒製作”讓《乘風破浪》在春節檔接收了市場檢驗，而在韓寒背後的一條融合全網影視製作的“亭東系”泛娛樂產業鏈也逐漸浮現在公眾視野。
儘管已經有兩部票房成績過硬的作品在手，但亭東文化未來的方向並不僅限於拍電影，更準確的說，拍電影是亭東影業的事，作為整個亭東文化的首席內容官，李海鵬負責為電影“找故事”。
“好故事”的價值李海鵬在先後供職的《人物》、《時尚先生》一直在進行特稿寫作的實踐，並寫下《舉重冠軍之死》、《災後北川殘酷一面》等多篇業內流傳甚廣的特稿作品，他也帶出了中國目前為數不多的幾位非虛構寫作者。如今，他雖然摘去了”主編“的頭銜，卻依然在做內容把關人，他向鈦媒體記者自稱為“故事的經理人”。
亭東所屬產品上呈現的內容，包括“ONE·一個”APP 上的文章、音樂、電影，以及新組建的“ONE 實驗室”團隊產出的特稿，以及亭東影業的部分影視劇專案，都需要經過李海鵬的把關。
而李海鵬對於亭東文化的價值或許在於，在“什麼是好故事”這件事上他擁有足夠的判斷力。
當下中國電影工業依然在集體焦慮，當下游的特效與宣發已經形成完整的標準化體系，上游卻在核心的故事供應環節出現了“斷流”，導演、編劇、製片、演員都在埋怨劇本糟、臺詞渣，各個角色的執行者常常陷入相互指責，但沒有哪一方率先跳出來改變現狀。
李海鵬的未來新工作則很可能直接切入電影工業的上游——尋找故事。
李海鵬對於電影行業的觀察，“預設一個電影（票房）的時候，我們會算這部電影原著的 IP 值多少錢、原著作者的號召力有多大、請來的演員能帶來多少票房、投資的公司能引進多少宣發資源，但這些東西都要基於一個「故事」，之前所有的東西都是做加法，「故事」是這個加法之後再做乘法的係數。”
“（IP+原著作者+演員+宣發）× 故事 ”，這個文字公式幾乎成了影視行業公認的票房估算方法。安妮寶貝、《爵跡》、李易峰周冬雨、萬達光線......在李海鵬看來“每個名字背後都能被票房數字代替”，比如，“演員吳亦凡能帶來的票房資料是 1 億 5 千萬，因為他的粉絲規模是可以計算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公式右邊的兩個字——“故事”。李海鵬相信“好故事”的價值，他也曾成功賣出兩個好故事。
在任職《時尚先生》期間，李海鵬曾將《太平洋大逃殺》（作者系特稿記者杜強，現亭東文化團隊成員）以 200 萬賣給了樂視影業，還賣出了特稿《黑幫教父最後的敵人》的影視改編權——看起來，這直接給“好故事”標了價。但李海鵬認為，這筆交易作為“事件”的價值，在當下要高於《太平洋大逃殺》本身的定價。
由“魯榮漁2682號”船員殺人案件真實記錄的特稿作品《太平洋大逃殺》於2016年1月被刊載在《時尚先生Esquire》之後，僅在微信公眾平臺就獲得了超過 3000 萬的閱讀量。
“沒有人賣過新聞作品，你賣了就是成功，對我們團隊來說也是一個價值的提升。”李海鵬說。
很多人把李海鵬加入亭東影業，和上述兩部特稿IP的成功賣掉聯繫在一起。但李海鵬否認了二者之間的必然聯繫。
對於他和他的團隊，加入亭東文化相當於換了一個地方繼續從事寫作，他堅信自己“擅長這個東西”——即跟故事、文學相關的工作。他 2016年接受 36 Kr 的採訪中說，“新聞我是可以做的，特稿我是可以做的，雜誌我是可以做的，影視的故事儲備，IP這塊我是可以做的”。
生產“好故事”自家簽約作者生產內容、邀請外部力量改編、收購市場上的優質作品，是亭東文化的三種“故事”產出方式。但更為重要的，李海鵬在亭東文化擁有一支十人的“精銳部隊”，以保證故事產出的品質與速度。
這個團隊幾乎囊括了國內最優秀的特稿作者，當中有寫下《北京零點時》的王天挺、《大興安嶺殺人事件》的魏玲、《霾困北京時》的錢楊、以及前文提及的兩部已賣出版權的特稿作品《黑幫教父最後的敵人》作者林珊珊和《太平洋大逃殺》的作者杜強。
亭東文化也給了李海鵬及其團隊創作的自由度與不被干涉的權利，創始人韓寒將他個人的電影計畫與亭東其他專案區分開來，雖互有合作，但又相對獨立。在上任亭東不久，李海鵬就對原有的 “ONE·一個”APP 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版，放寬了過去文、圖、影、音每天只更新一條的限制，並通過與蝦米、豆瓣、自媒體等平臺的合作豐富內容——和做自媒體沒太多差別。
改版後的“ONE·一個”APP。
真正的差異性在於李海鵬開設的“ONE 實驗室”，這也是李海鵬的核心競爭力。實驗室的首篇作品即是揭露臨沂網癮中心副院長楊永信“邪惡統治”的特稿《飛越十三號室》，李海鵬在朋友圈轉發了這篇文章，說“希望我們是最職業的，信仰手藝的，在一片灰暗中閃光的。”
即使下游有了電影工業的接盤，但李海鵬的這支特稿團隊依然保持了精耕細作的內容操作手法，他們照舊開選題會、寫文章、更新微信公眾號，照舊著迷於故事生產。在每週一舉行的選題例會上，特稿團隊的每個成員會逐一對當周發佈的文章進行評論，他們會談到諸如“前傳後傳”、“A/B 線”、“銳度”、“載體”這樣的關鍵字，提到最多的仍然是“故事”。
“別懷疑錢的力量”《太平洋大逃殺》剛剛賣給樂視後，就有不少編劇公司陸續找到杜強邀約工作。李海鵬詢問杜強的想法，杜強答“我想試試”。
“你是不是傻”， 李海鵬開玩笑地說，
“編劇在北京就有20萬，全中國會做非虛構的人不超過20個。”
這當中還有另外一套邏輯：資本對娛樂產業持續看好，在市場上尋覓優質內容的除了光線、阿裡、合一、樂視這樣的老玩家，也開始湧入豆瓣、58集團、聚美優品這樣的新面孔。新老玩家們有錢、有管道、有衝勁、更重要的是，它們比過去更加勇敢。越來越多元的影視項目開始成為新興投資標的，非虛構類的新聞特稿也不例外。
李海鵬升級成另一種說法：“懷疑什麼，都別懷疑錢的力量。”他顯然認為資本對稀缺內容的現狀有説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如果放在五年前，你在一個公司負責內容，尋找好的故事，沒人願意出錢給你。”這是去年7月李海鵬剛剛加入亭東時的感慨。
能把特稿賣出高價一定程度上有偶然因素。資本真的在幫助影視行業嗎？《南方週末》在去年年末推出了《2016年電視劇盤點》一文，原話引述了一位資深編劇對互聯網資本進入的詬病：
“現在中國影視圈90%以上的人，你跟他談話，三分鐘之內必談IP——不談我給你1000塊錢——你現在手裡有幾個IP、我現在囤了多少IP。買IP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小說是什麼東西。阿裡影業（也一樣）。”
資本對於IP的盲目追捧被業內人士認為是泡沫的存在，但更多人看到了機會。
導演陸川在2016年鈦媒體舉辦的MIIC上參與對話時表達過更直白的觀點：
“（拍攝跨度很大的類型片），我的驅動力就是錢。因為有錢就可以任性。”
導演陸川在2016年鈦媒體舉辦的MIIC活動中，曾與鈦媒體創始人趙何娟對話。
錢能在影視行業中爭取到更大的話語權，從而保證“故事”在後續加工環節中的水準。李海鵬告訴鈦媒體，“很多時候都要做取捨。一個故事可以賣成現金，但我寧可在交易的時候把現金開低一點，這樣我可以換成投資權。你投 1 億我就放 2500 萬進去，占股 25%，這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得到更大的話語權。”
而在交易的另一方來看，這種“話語權”的增加也不是一件壞事。
樂視影業在買下《太平洋大逃殺》的版權之後，對待原作者的態度就頗為開放，特稿記者杜強第一次參與到寫稿之外的工作。樂視影業的製作團隊邀請杜強完成廣播劇的改變，請他和演員張譯、王學兵等人一同擔任了《太平洋大逃殺》廣播劇的配音角色。
樂視影業在買下《太平洋大逃殺》的製作版權之後將其改編為廣播劇，並邀請演員張譯、王學兵等人錄製角色。
“杜強是《太平洋大逃殺》的原作者，也是部分事件的親歷者，他的加入能説明作品保持原來的味道。”樂視影視互聯副總裁何鳳雲這樣解釋。
當然，樂視作為出品方的大度自然是為了討好觀眾，前文中提到的韓寒對電影質感的要求、李海鵬對好故事的苛求，同樣是為了觀眾。中國的觀眾，正在媒介終端的演變中提出更高的娛樂需求。而從事非虛構寫作的少數人，也在這場內容屬於內容領域的“消費升級”中被重新發現了價值。
沒人能預測 2017 年的電影市場是否會變得更好，但在看不見的地方，有一群人在著迷於故事生產；在看得見的地方，保底發行、金融運作、資本的流轉每天都在進行，你不能否認這也算是一種市場活力，它不能保證事情會變得更好，但起碼能讓現狀不會更糟。（本文首發鈦媒體，記者/蘇建勳，編輯/蔥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