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工信部電子司副司長彭紅兵通過《華爾街日報》回應說，針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佈局，美國沒必要太過緊張，中國不希望與美國發生衝突，畢竟目前許多相關計畫都還在初期擬定階段。
這口吻，是我們在示弱還是其他？它讓人不自由自主想到13年前中國半導體18號文遭美國壓制最後無奈閹割的悲情。而且，那次談判，有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在，說起來，挺失尊嚴的。
但這次應該不同於13年前。彭紅兵的回答裡，既有澄清刻意對抗的邏輯，就是說，中國發展半導體業，整體不是針對美國。但他的話語裡似乎也有某種威懾，就算美國繼續沿循過去多年的封鎖，中國也會獨立發展這行業。而且，目前計畫還不過是“初期擬訂階段”，好像在暗示，更大的佈局可能還在後面呢。
我會就此做一番解讀。
還是要補充一下彭紅兵回應美國方面的背景：
1、過去兩年，中國半導體業佈局狂飆突進，政府主管部門的強烈意志，地方政府的重金涉入，國資背景的紫光們的瘋狂佈局，尤其面向臺灣地區、美國、歐洲的整合，引發海內外諸多警惕；
2、美國正處於一輪製造業回歸思潮。不要說川普，早在奧巴馬執政週期，也是不斷呼籲製造業回歸，尤其強調半導體製造業的核心地位。
前不久奧巴馬下臺前，美國總統科學技術諮詢委員會（簡稱PCAST）抓住機會趕在最後向他提交了一份報告，名叫《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領導地位》。報告強調說，中國半導體業崛起，會威脅產業未來，建議政府用多種手段遏制或限制，同時趕緊壯大美國自己的半導體業；
3、過去一段，本地科技領先企業開始頻頻突破美國巨頭長期形成的鐵幕，滲透全球市場，而海外科技巨頭過去兩年大陸業績慘澹；
4、本地政府主管部門要求美部分科技巨頭開放一些原始程式碼，引發爭議，後者開始要求美國政府反制；
5、川普經濟學還在釋放，一定會涉及以半導體為核心的美國ICT製造業……
幾種爭議，在川普上臺後，雜糅著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匯成一股針對中國科技業的新封鎖風向。
我甚至預感，在美墨邊境那道牆、針對中東與非洲部分穆斯林國家90日"簽證管控牆"之後，美國不排除會在科技業落實新的分裂與封鎖行動，尤其構建虛擬世界的厚重牆垛。
這一系列“牆”，即使不會直接奏效，也會有其他變異，最後可能演變成談判的有利籌碼。
考慮到半導體業的戰略價值，或許它會首當其衝。整個科技產業鏈條上，半導體業確實足夠稱為核心。
多年來，當局與產業界不斷渲染中國進口貿易裡的半導體業資料：晶片進口一直超過石油進口。
本地之前也曾為此做過幾輪強化佈局，有一丟丟的成效。但整體格局並沒根本改觀。當然，最近三年，自給率有所提升，但許多不過是海外訂單通過本地foundry流片、加工而已。本地設計業確實有所壯大，但如追求更前沿與主流的工藝，它們仍然更傾向於台積電。
2016年，中國晶片進口額2280億美元。201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24.3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進口額10.49萬億元。晶片進口占比確實夠高的。真的有點難以想像，一片片小東西，竟能彙聚成如此龐大的金額。
這不是說我們自己的產業沒進步。更多還是晶片需求的總量擴大了，整個市場規模在持續放大。
過去IT與CT割裂年代，晶片用途並不那麼寬，缺乏很多細分應用，數位化程度不夠，解決方案也不用太智慧化。除了軍事與特殊領域外，與民眾大規模消費相關的，主要也不過那幾大件，PC、手機、數碼。等移動互聯網熱潮開啟，智慧手機驅動著大規模應用，各種設備開始普及，過去對晶片要求不那麼高的電視也成了智慧設備，車載產品幾乎已成行業競爭高地，更多工業類應用也在開啟。
但相比一個全面開啟的雲化時代，尤其是物聯網對未來的召喚，過去的ICT支撐能力，就不夠了。智慧社會需要全新的ICT基礎設施。未來，幾乎所有場景，都會有晶片及其解決方案的發揮空間。從人與PC、手機等終端的連結，到人與物、物與物，人與服務的連結，這裡面，晶片的市場規模大到難以想像。
有的ICT巨頭，給出了1000億個終端連接的願景，有的則給出500億個。在我看來，一旦周圍的環境，尤其自然環境納入智慧化進程，這類資料一定還會被刷新。
說這些，是要提醒，晶片工業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所致的衰退期後，已步入新一輪壯闊的成長週期。中國作為全球ICT業的重要佈局地、全球各種消費型電子市場、行業互聯網豐富的實踐土壤，一定會成為晶片工業壯大的樂園。
如果繼續仰賴海外供給，不僅貿易結構不匹配，科技創新會持續受到抑制，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會成空話，產業鏈自主與國家經濟安全也會成問題。
這類表述太常見，以致一些人常常熟視無睹，感覺不到晶片工業的基礎價值。甚至2004年中國18號被閹割後，也沒能真正體會到隨後一波製造專案為何上演種種瘋狂，背後實在有太多無奈與悲情啊。那其實是海外二手設備瘋狂兜售與傾銷的週期。中國半導體業產值每年看去30%以上的增長，其實建立在產業鏈嚴重無法自主的基礎之上。
當然不能說，中國半導體業至今走不出悲情，完全決定於上一輪政策的局部中斷。但說它延緩了一
種產業的系統支撐，打擊了一種熱情完全符合常理。當新政策得以重新出現時，時光已經過去5年。
當然我們也在等待一種產業的良機。過去的PC、電視沒有什麼商業模式，產業鏈很難觸發生活裡的應用場景。當移動互聯網開啟後，它觸達應用的能力，重新啟動了梅特卡夫定律，擁有龐大人口、線下生活場景的中國，一躍成為引領全球互聯網業創新的大國。這一過程中，手機等移動終端簡直成了這個時代的表徵，它帶動了整個產業鏈朝中國彙聚，上游的半導體業，也在加速落地，朝中國傾斜。
華強北是一種娛樂與悲情的印記，但它標誌著中國在全球手機產業鏈中開始有一絲獨立的氣質。幾年之後，中國ICT業也開始發出更強的聲音。臺灣地區經常提及的“紅色供應鏈”，雖有一點意識形態口吻，但也說明了一個現實。
當華為擁有自己的應用處理器且終端大規模出貨、當小米喊出“新國貨運動”，當中國消費電子大規模滲透海外，當我們的互聯網企業開始整合全球資源急攻下半場之時，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要素體現無遺。
但悲情還在。上面提到的2016年進口的晶片龐大資料提醒我們，假如一場產業風暴來臨，中國照舊沒有什麼真正獨立的能力。只是，一切看上去不像2004年那樣觸目驚心。而實際的產業風險，並沒有真正解除。
有一個尷尬案例不得不說。我們的超級電腦曾經多次名列前茅，但幾乎從來都不敢提及處理器部分。因為那更多是人家英特爾的功勞，當然不否認我們有一定的系統設計能力。因為事涉敏感，容易激發民族主義情緒，英特爾自身也都不敢隨意宣傳。
至於ARM以及它所左右的移動互聯網生態體系，雖然華為有能力做應用處理器，甚至傳出可能有更獨立的運動，但就一個開放的生態來說，想突破ARM在對全球半導體業的影響，可以說非常渺茫。
中國半導體業早在10多年前就苦苦尋求製造業為基礎的突破口，當年收購歐洲背景的奇夢達部分業務，以及去年紫光想滲透的臺灣地區同行業務，似乎都是在存儲晶片領域發力。確實，考慮到終端匹配與產業生態，也只有這個領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我甚至覺得，韓國之所以貿然配合美國上馬薩德，除了政治、軍事訴求，一定有產業訴求。朴槿惠政府、韓國三星與LG應該能感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強大衝擊力。要知道，光電與半導體多年來一直是韓國電子業出口的核心。
當然，不能將這種分析演變成產業陰謀論。中國半導體業的發展，一定有它自己的自主邏輯，不是純粹的化解悲情。
在我看來，截至2017年此刻的中國半導體業，它的重大挑戰與機遇，實為一體：在經過了30多年改
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驅動力的轉換。
你會問這跟半導體有什麼關係？我要說，它是新動能依託的核心之一。要知道，1990年以來的中國工業化率，早已超過40%，重工業化率甚至超過70%。
根據錢納裡與霍夫曼係數的理論，中國傳統工業化已步入中後程，單純依靠規模擴張已沒有什麼空間，成本、資源、環境等多重因素制約下，必須尋求全新的動能。除了在海外複製產業鏈，中國內部，科技興國之下，資訊產業再度成為顯學，而在度過移動互聯網一波熱潮之後，未來的新一輪驅動力，將更多依託新型基礎設施ICT，它將驅動中國產業升級、結構轉換，朝服務形態轉型。
ICT涉及諸多環節。但就迫切的產業鏈自主訴求來說，晶片等核心元器件、光電、關鍵材料與設備等依然是核心部分。若再考慮實際的市場規模，上面提到說的2000多億美元進口額，足以讓這個國家生髮強烈意志。
中國新一輪資訊化進程，越來越涉入深水區，滲透核心產業、電子政務、偌大的智慧城市，以及許多依託資料、打破壁壘的產業融合。它是整個社會層面的資訊化進程。未來多年，幾乎會調動整個國家各種要素，當然還有敏感的軍工。這對產業自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補一句，斯諾登與棱鏡門爆發的時間視窗，對中國實在是太好了。我視之為中國產業尋求自主的關鍵信號，“去IOE化”站在國家層面，決非空洞的產業口號。即便限於技術面以及WTO約束無法真正消除，但我想說，它一定還會是未來多年的潮流，並且會影響本地政府對於美國等跨國巨頭本地運營的風控考量。
去年，有關部門要求英特爾等公司開放部分原始程式碼，相信不是偶然。它應該出於國家安全。一個分裂與控制的時代，誰都不可能無視跨國公司存在多年的後門機制。
但在自主之前，你必須有自己的幾把刷子。我想，半導體產業，無論如何，都必須突破過往多年的鐵幕，在全球範圍擁有至少局部獨立掌控的供應鏈。
新一輪博弈，再怎麼強調晶片業的價值，都不為過。所以，過去幾年，儘管我對地方政府著眼GDP形象工程的佈局做法，對紫光們過度利用納稅人的錢瘋狂佈局的做法揶揄有加，但我從來沒有否認過當局強烈的意志。
馬里蘭大學中國事務主席Nathaniel Ahrens表示，半導體業就像中美夢寐以求的聖杯(Holy Grail)。我相信，這不是隨口的說法。
中國半導體業若想實現超越，一定是整個產業鏈的超越，不會是單一環節單一企業的勝出，但實現它的路徑，仍必須先有關鍵環節的突破。這個階段，一定還是政府+市場化企業聯手，在核心製造的部分強力涉足才好。因為，這個環節資金密集、風險密集、技術密集、人才密集，沒有大國意志，沒有政策面的引導、產業扶持、資金挹注、集群效應、高端人才的吸引，只靠市場化企業去自由博弈，幾乎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它也不會真正吸引到更多產業資本、民間資本。
之前，美國方面曝出的中國未來10年1500億美元資金支持半導體，相信並不準確，但具體資料一定不小。之前我們瞭解到，一些已經落實的資金支持，由政府主導，但也有私募參與。當然，拉長到10年週期，放在這樣一個大國，考慮到進口資料，以及未來產業規模，其實算不上多麼強悍的數字。只是，強烈的信號會帶來巨大的示範效應，從而吸引更多產業資源涉入其中。是的，你在全球範圍看不到比中國更高的意志與悲情，感覺不到內在的硝煙，感覺不到地方政府與紫光膨脹心理的緣由罷了。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針對臺灣地區、美國的半導體人才挖角，一度引發爭議。尤其是台積電等巨頭公司有所反應。但在我看來，挖角行動背後，也有海外半導體人才對於中國大陸發展滲透這一領域的價值認同，他們如果看不到一種強烈的信號，看不到一個巨大的市場，看不到整個資訊產業對於這個國家的驅動力改造，怎麼可能僅僅看重那點錢就投身其中。
這種動向，引發美國警惕，甚至就連下課前的奧巴馬都甘願在最後做個面對中國的“惡人”，否決中
國一項並購，並強化技術管控。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有必要強調的是，奧巴馬非常重視半導體製造業。無論是2008年首度當選還是2012年成功連任後，他都對半導體業直接發出過聲音。
2012年5月，他突然訪問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納米科學與工程學院，併發表演說，期望他們的核心技術能擴展到全美。這可是一家影響半導體核心設計與製造業的學院。
2013年5月，他還突然訪問了德克薩斯州奧斯丁的美國應材公司，這是全球半導體設備與材料巨頭，1992年以來一直雄霸榜首。我曾採訪過這家公司的董事長與總裁，知道它的核心競爭力。某種程度上，是它決定著半導體製造業的實現曾 面。是啊，你的設計再牛逼，工藝設想再好，若是沒有生產它的設備，那都是空話。而且，全球半導體業許多核心技術，大都集成在設備裡面。這也是為何那些設備價格高得離譜，從海外空運過來，從機場運到工廠，甚至必須鋪上地毯以防止震動。
2013年9月，應材收購全球老三東京威力科創，引發業界強烈關注。這是美國在經濟危機週期強化半導體製造業的關鍵信號。至少於ICT製造業來說，半導體製造業屬於源頭的支撐部分。
奧馬巴訪問應材時，當時曾經強調：“美國政府將全力支持半導體等高新製造業！”
我想，他下課前仍關心中國半導體業的動向，強化美國半導體業的戰略，不可能是偶然為之。
所以，千萬不要小瞧美國總統科學技術諮詢委員會（簡稱PCAST）向他提交的那一份報告，就是《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領導地位》。
現在直接斷言這份報告在川普經濟學中發酵到什麼程度還早。但新總統比前任更強調製造業回歸，這是值得充分利用的資訊。
我的判斷是，川普政府與美國上述機構一定不會錯過。要知道，30年前，美國曾利用高壓政策扼制日本半導體業，策略幾乎如出一轍。
上世紀80年代中，美日兩國電子產業競爭如火如荼，日本半導體因為質高價低，在全球前10大半導體企業中，佔據9席。而在此支撐下，日本電子終端產品也是大舉進入美國。美國眼見競爭劇烈，開始走向封鎖。
1982年2月，雷根振幅考慮過國防部的建議，從國家安全角度限制從日本進口半導體。同年3月，美國商務部官員警告日本，美國將對日本企業與產業進行反傾銷調查，導致日本提高價格，但美國企業仍無力競爭。之後日本再度提高價格。同年，美國政府卻開始抱怨日本左右價格，抬價銷售，搞得日本無所適從。
其實，這一過程反映了美國半導體業過度依賴軍工尋租、導致創新不力的局面。但它的封鎖還是奏效了。1982年，美日成立高科技小組，同意展開更大規模的談判，1983年簽訂了初步的協議。
1984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大增46%。產業一片樂觀。但1985年，全球經濟蕭條，打擊了產業，美國半導體業整體下降30%，許多企業掙扎於死亡邊緣。於是，它再度開罪日本，歸於傾銷。於是SIA指責日本未遵守1983年的協定。
當時搞笑的是，美國終端企業非常喜歡日本的半導體產品，當年已是巨頭的惠普，公開表揚日本良率，說日本的問題產品只有美國的1/10。
但是1985年，美國政府與行業協會仍對日本發起301條款起訴。1986年9月，日本迫於壓力，與美國簽署了“半導體條約”，停止所謂傾銷，並強制性地為美國半導體企業“預留”日本20%的市場份額，由此換得美國放棄301起訴。
這多搞笑。日本也挺屈辱的。這被視為日本半導體業衰退的開始。
而美國繼續得寸進尺。1987年3月，再度藉口日本未遵守承諾，對後者終端等產品實施進口限制，高達3億美元，並持續了4年。到了1991年，限制到期，美國再度要求日本將20%的本土份額寫入正式檔。
而且，1987年，美國國防部設立“有關國防晶片依賴性工作小組”研究對策。同年2月，國防部下屬“國防科技委員會”發佈了“關於國防電子技術的依賴性”報告，從軍事與國家安全角度論述了電子產業的重要性，必須在貿易領域實施防衛。
1992年，美國正式打破了日本的半導體業全球地位，轉身成了新的領導者。1994年，美國副總統戈爾、商務部、能源部、軍工人士召開了一次發佈會，強調了美國在全球半導體業中的領導地位。當年，美國半導體企業在日本的市占率等於1986年的兩倍。
這一幕，演變到互聯網勃興前夜，為美國爭取到時空轉換。日本電子業雖然依舊相對強大，但在限制之下，加上全球危機、產業轉移、韓國與臺灣地區的崛起，它在半導體領域的優勢進一步被分化。
我想，中國政府與熟悉當年產業的人，瞭解產業史的人，不可能沒有任何觸動。演變至今，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半導體產業開始強力佈局時，美國不可能善罷甘休。只是說，它未必敢於像鉗制日本那樣，也未必敢於像後來鉗制中國18號文一樣殘酷。但手段一定也會很多。
但是，同樣，我想說，有過多年悲情的中國政府與產業界，絕對不可能複製日本的悲劇，絕不可能再像13年前那樣，帶有太多悲情地閹割掉自己的產業政策。時光已經輪轉，這個領域於中國，不是簡單的大國對抗，而是事關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產業前途，也是內部問題。
這也意味著，未來幾年，中美兩國在資訊產業尤其是半導體製造業領域可能會發生交火，不排除一些巨頭受到影響。但我相信，市場最終一定也會自動修復。因為中美兩國之間不可能在產業層面徹底撕破。
美國應該看到中國發展這一工業的真實邏輯，不至於徹底封鎖中國，否則它面向中國出口的部分，就缺乏增值效應，會作繭自縛；中國也應該看到美國對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長久貢獻，即使執著于自主訴求，也不能走向自我封閉，更不能心態膨脹到利用意識形態左右產業對抗。至少目前，中國還沒有更多資本。
這麼一個關鍵轉折期，就看誰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場競爭要素，當然還有各種複雜的政經關係，整合全球產業資源，匯通全球供應鏈，服務於自身日益複雜的產業結構，服務于民生。否則，美國核心製造業會失去技術的溢出價值，它也無力承擔前沿研發成本，失去血色與下游與應用的土壤，而中國的製造業與創新也會受到抑制，人為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