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暑期檔，郭敬明的電影《小時代3：刺金時代》在爭議中上映，票房最終收了5 億，加上前兩部的票房，《小時代》系列的票房超過13億。雜誌做了專題，請來方方面面的人談論他，有句話從眾多語句中跳出來，烙了我一下：“他懂得尊重自己的欲望。”
在我們這代人看來，郭敬明的小說、電影，還有他處世的方式，都略顯浮誇，甚至浮誇到有點兒Camp，但在90後或者00後那裡，這都不是問題，每次到大學去開講座，和學生們聊天時，總會發現，他們多半是郭敬明的讀者和觀眾，幾乎人手一冊《小時代》。他們並不覺得他有多麼奇突，他們和他一樣，“懂得尊重自己的欲望”，覺得追名逐利，住大房子買奢侈品，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就在這裡，他們的懂得，是種與生俱來的懂得，這種懂得，對於我們來說，卻是種艱深的學問，或者終生與之陰陽相隔，或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習得。
我們都是在壓制、貶低自己的欲望中成長起來的，上溯幾代人，也莫不如此。我母親給我的教育是：“錢是世界上最髒的東西”，“別人數錢的時候，一定要離遠一點兒”，還有，“別人要你點菜的時候，一定要點最便宜的”。我們打小就懂得，路過玩具和文具櫃檯的時候，要走快一點兒，長輩如果要為我們買東西，我們得表現出對那件東西的厭惡。這些技能，我們掌握得異常熟練，日漸爐火純青，後來漸漸蔓延到一切領域，怯場，拒絕重要的機會，懼怕親密關係，懼怕性，推卸責任。背後的心理是，我配不上這個世界，配不上生命，與其在投入其中後，才發現自己不能勝任，不如儘早躲遠一點兒。
但在我的90後朋友那裡，這些信條都非常滑稽，尤其是點便宜菜這條，他們甚至不認為那是一種禮儀：“人家請你吃飯，那肯定是負擔得起的，你吃得痛快，他也開心，大不了下次請他去更貴的地方。”邏輯清晰，非常簡單。但對我而言，那是新世界的新知識，開天闢地一聲驚雷，那一瞬間，我想起水木丁的小說《所有年輕人都將在黎明前死去》中的70後女性，她們在嚴苛的時代長大，在小城市度過青春期，視貞操為珍寶，對情感、金錢的態度，都鄭重而保守，後來她們發現其中的荒謬之處：“我覺得我好像我太奶，她當年珍藏著她那塊袁大頭，省吃儉用地捨不得花，營養不良到一身病，到後來在舊貨市場一塊錢就買一個。”
他們懂得尊重自己的欲望，我們貶低自己的欲望，只敢追求次等的滿足，次等的愉悅，不論衣食住行，還是肉體和精神。我們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次等的自由，次等的住所，次等的伴侶，次等的親密關係，次等的肉體歡愉，就像渴望滿漢全席的人，卻給自己喂下狗糧，試圖用狗糧去羞辱滿漢全席。這還是因為匱乏吧——要讓匱乏顯得體面一點兒，最好的方法是貶低自己的欲求。
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貶低自己的欲望，也不是所有時間段的中國人都會這麼做。中國人的時代K線是波浪形的，三五十年一個波浪，埋伏在波浪線穀底的，是那些龐然大物，是黃巾軍、太平天國、白蓮教，也是蒙元入侵、清兵入關，挨過去，能落個三五十年平靜，挨不過去，就成了時代的肥料。不幸生逢穀底，貶低自己的欲望就是常態，不貶低也不行，幸運一點兒，遇到時代的曲線上揚，也就可以好了傷疤忘了痛，對人世的信心死灰復燃，可以天真，也可以浮誇，就像周密的《武林舊事》裡那種短暫的繁華。在波浪線的交替中，中國人生活在大難將至的惶恐裡，生怕穀底再來，自己滑入萬劫不復的狗糧人生，在一篇評論蔡明亮的電影《郊遊》的文章裡，這種惶恐被命名為“亞洲愁苦主義”。
我們生在曲線上揚的前夜，郭敬明們生在快速拉升的浪尖，他的那種浮誇裡，有一種信心，相信時代正在走向上通道，基本面良好，圖形完美，利好不斷，不言頂，不會有拐點。我們的鄭重沉鬱，我們的愁苦主義，和這種浮誇相比，也未必高明，因為是不得不這樣。
結束自己的狗糧時代是當務之急。我正在離那種愁苦越來越遠，只是偶然會想起電影《亨利與瓊》片尾的那句話：“這種痛苦的消失，我竟如此不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