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時候，看過一個得獎的廣告。那真是紙媒的黃金時代，一家報紙竟然出錢為自己拍了一支VCR。一個文身打洞流裡流氣的男人正在街角嗑藥，突然他一躍而起，向路過的老太太撲過去。鏡頭在這時候定格。這是搶劫？幾秒鐘後，動作繼續。原來，前方有高空墜物，混混是想救人。最後廣告下的SLOGAN是一句類似“大家從不同的角度看人，而我們選擇更真實的那一個”這樣的話。
我的專業不是新聞。要等到快十年以後，我才會當上記者。不過，後來的職業經驗一再讓我想起這句話。
年前，我的手機被《驚惶龐麥郎》這篇文章刷到裂屏。一個朋友對此有驚人的發現。他仔細閱讀了這篇文章，毫無疑問，他看到了一個患者：在農民身份和天皇巨星夢想之間精神分裂。隨後，他又看了另外一家媒體採訪龐麥郎的一篇文章，從而得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結論。這篇文章呈現了和前文一模一樣的事實，但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敘述角度，結果呢——龐麥郎出身窮苦，熱愛藝術，偶有機會發財成名，卻不向商業力量妥協，寧願離群索居繼續創作……“這不是塞林格嗎？”他說。
怪咖和天才一線之隔。記者運筆如刀，端看你信哪一個，而真實本身已經模糊。我不懂音樂，但我看了摩擦摩擦的RAP歌詞，覺得相當不俗。給奶牛寫歌的想法也相當酷。我看過一篇小說，講牛在快死的時候，會獨自站在自己耕作過的田埂上，望著綠油油的麥苗流淚。奶牛是龐麥郎小時候最好的朋友，也許他寫得出比這更神經質的歌詞也不一定。
到了現在的年紀，我一天比一天越發覺得，這世界上的人千千萬，但在正常情況下，每個人終其一生，努力奮鬥，能夠做到的大約是比自己的出身和原生家庭再往上好一丟丟的事情。
比如說，我爸爸是個內陸城市的中學校長，那麼我證明自己有在大城市生存的能力，成為一個還不錯的記者，已經算達標了，但要當上霸道總裁什麼的，甚為渺茫。又比如說，王彩玲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她要去北京當歌舞團首席女高音，那基本就是癡心妄想，只有當她回到縣城賣豬肉的時候，大家才覺得她是一個正常人。
再比如，龐麥郎一個普通話都說不標準的農村孩子，要做內地的周傑倫，輿論就會普遍覺得他是個神經病——拜託，周傑倫都在城堡結婚好嗎，請你先把自己的頭皮屑清理乾淨。
還比如說，柴靜做《新聞調查》和《看見》都沒有問題，她是一個記者嘛。可是她要出書，還要就環保話題發表兩個小時的意見，就會收穫很多揶揄——一個記者想做知識份子，那是撈過界。
最後比如說，有很多成功人士，他們也會私下告訴我，當年剛剛進入那個新圈子的時候，從衣著、舉止到談吐，是怎樣的感覺不對勁，就聯手都不知道怎麼放了。他需要緩慢地去習慣和修煉。
我想說的是，走到某個地步，人人都可能是龐麥郎，難以被自己嚮往的階層接納。和百年前的于連、蓋茨比們相比，在社會主義的互聯網時代，跨越式的階層流動仍然是小概率事件。上帝決定把一個人放在什麼位置，他的社會地位、家庭環境、教育背景和性格養成就決定了他能夠走到多遠。社會各就各位，它允許一個人比原地往前走一點點兒，再走一點點兒，也許再一點點兒，不不不，但是夠了，再走，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假使人人都要卒子過河走到最後一步，現存的社會秩序就要亂套。除非你有槍，否則一個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就算可以忍受白眼，也絕不可能去領導一群大學教授。
這麼說好像挺讓人洩氣的。不是從小就說要理想遠大嗎，不是說要實現中國夢嗎，我想做一個更好的人怎麼了？歡迎回到現實世界，它就是這麼殘忍。汪峰求婚章子怡成功的時候，我松了一口氣，好像這樣才對。一個南城的北京姑娘，媽媽是幼稚園老師，爸爸和哥哥是郵工，嫁給西便門音樂學院的子弟，不是很好嘛。她長相漂亮，野心勃勃。她付出了很多，走了很多彎路，才得到後來的一切。一度，到她將將夠到最高那個階層的邊邊的時候，她成了格格不入被排斥的那一個。
有一篇著名的潑墨門時期的採訪，趙姨娘提到章子怡，說，哎呀，這孩子對金錢的態度和價值觀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呀，我從來都是捐錢不看數目字，可她從泰國買回來的項鍊賣給朋友，一條都要十幾萬，我都不好意思不買咯。看看這話，一口一個我們，一口一個她，分得很清楚。
你不要說趙姨娘後來如何如何，在核心特權階層看來，趙姨娘可能就是個龐麥郎式的人物，而在趙姨娘這樣的邊緣特權階層看來，章子怡這樣底層爬上來的姑娘，也是個龐麥郎。這個社會越往上走，其實等級就愈加森嚴，難以越雷池半步，就算生了男丁也不見得可以。已經上岸的成功者們，他們的祖先為此流過血，死過人。他們深深懂得，資源永遠是有限的。他們要捍衛自己的利益，而穩定的數目是一種秩序，讓人感覺安全。至於門外的野蠻人，做客可以，但要永遠在這間華麗的客廳待下去，甚至上樓進到書房臥室，這念頭稍微動動都算僭越。
至於鄧文迪，當然，她是一個奇跡般的存在。她才花了那麼一點點時間就從一個實習生變成了首富的第三任老婆。她的婚禮在他離婚的第17天舉行，在婚禮的遊輪上，她的尷尬和竊竊私語是顯而易見的。人人都覺得這無非是又一個GOLD DIGGER登堂入室的老套故事。不過你會發現，世界上是有真正的貴族的。著名的《華盛頓郵報》掌門人凱薩琳·格雷厄姆夫人，她走過來跟32歲的鄧文迪說話。她說，別害怕，姑娘，我當年也和你一樣手足無措。
我不敢嘲笑龐麥郎。2001年9月，我剛來北京的時候住在城鄉倉儲超市後面的地下室裡，我也很愛吃花生米，而且一個晚上從床板裡摳出60多隻蟑螂。此情此景，歷歷在目，它提醒我，要對掙扎的人好一點兒。
撰文：雷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