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樺樹皮上抄下過一首因紐特人的歌謠：
在遠古時候，
人高興變成動物就能變成，
動物要高興也能變成人。
因為我們講著同樣的話語
我們發出同樣的聲音。
——胡冬林
5月4日晨，獨居長春家中的胡冬林，最後是趴在寫字臺上猝然離世的。身下還壓著他手寫得密密麻麻的文稿，那是他正進行中的新長篇《熊冬眠樹》。
那是個簡單至簡直潦草的寫字臺，唯一的“裝飾”是一個小棕熊頭部標本。聽說過，胡冬林有個獨特的寫作習慣——無論在哪裡，只要寫東西，一定要在眼前擺上一件來自森林的物件，也許是一件借來的棕熊標本，也許是撿來的一塊馬鹿的脛骨，也許是一束煥發秋林馨香的幹蘑菇……他說：“只要看到這些，寫起來就十分提氣。”
檯燈下，還有小小一個相框，照片是他父親——詩人胡昭埋頭筆耕中的白髮留影，相框上是62歲胡冬林的字跡：“爸爸，我一定寫好《熊冬眠樹》！”
與大森林的連接，是血脈中就有的。“小孩在一生當中，18歲之前，尤其是上小學之前，對自然界的生機盎然，太喜歡了。要把小孩放在自然中，他會完全長成另外一種人。”胡冬林自己就是例子。
小學三年級隨下放五七幹校的父親到通化，“每天上山就是一天，抓蛤蟆，砍柴禾，吃野果子，喝泉水，在山上玩。整整四年。”而後全家又下到農村再呆四年。接著中學回城只念了半年就下鄉到吉林海龍當知青，又是三年。
1995年吉林電視臺要拍一部25集紀錄片《闖關東》，請他做總撰稿。“做總撰稿你就得下去用一年的時間做各種拍攝準備。比如說有一集叫《莽莽林海》，你得到森林裡去拍各種植物、動物，採訪各種動物學家、植物學家，想出來到哪個點去拍這個東西。”後來，那個紀錄片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拍成，“但是我停不住了。關於這片森林，我童年、少年、青年時的記憶又被喚回來了。我繼續不停頓地每年都去，比如有2000塊錢我就走一圈。那時候便宜，物價不那麼高，吃喝拉撒坐車抽煙所有的加一塊兒，差不多是100塊錢一天。這樣2000塊錢我能走20天，3000塊錢走一個月。”這樣的森林行從1995年開始，胡冬林一直沒有間斷過。
時間走到2007年春天，寫了三年的長篇小說《野豬王》寫到12萬字，胡冬林覺得“不能再是打遊擊似的，我得長期地住到林區去”。他雇了一個車，拉著四箱子書，還有寫字臺、行李、換洗衣服，從長春開了670公里來到長白山腳下的二道白河小鎮，現租煤氣罐，現買冰箱、床墊，安家。
胡冬林對此非常篤定，“作為一個生態作家，他有使命，把大大小小每一株植物、每一個動物對這片森林的貢獻，從整個大局上看到之後，把它裡面的秘密挖掘出來，告訴給讀者，感染這些讀者。哪怕你的作品只能感動10個人、20個人，你也要感染，讓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能儘量向環保去做。這個是我們活著的意義。”
他有篇散文《約會星鴉》，女兒讀了之後跟他說：“爸，我以後再也不吃松子了。”“每逢松子成熟季，星鴉便開始搜尋貯藏松子。每只星鴉在一個貯存季至少貯藏16000粒松子，整個冬季食用5000粒，剩下那11000粒，被它埋在八種不同的環境中——地下淺坑、苔蘚層、樹皮夾層、倒木縫隙、樹樁腐心、樹根淺隙、石頭下面或孔洞中，這些來年春天就發芽長成樹苗。它是種樹的鳥。平均20萬粒松子落地，才有一棵紅松存活。”胡冬林觀察星鴉的地方，離他的鎮上駐地特別遠，他每次打車去，一年四季去，最終用五年時間的七篇日記串聯成這篇《約會星鴉》。
胡冬林認識52種動物、227種植物、187種鳥，能辨認100多種蘑菇。這是截至2013年底的數字。曾經他的朋友那日松幫一位攝影師編一本拍鳥的畫冊，想著還是把是什麼鳥都標注出來，結果，基本上是胡冬林幫他一個個認出來的，攝影師自己都不認識。城裡人都覺得不可思議：“胡冬林不用電腦，也不百度，天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
曾經有人問：“你這作家怎麼不寫人啊？”胡冬林回答：“寫人幹嗎？動物多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