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一提到山西，腦海裡就會出現“山西煤老闆”這個代名詞，山西為什麼盛產煤，得益於煤炭能源的供給和價格優勢，煉焦、冶金、電力等煤系家族企業快速崛起，形成了山西以煤為基礎的資源型產業經濟體系。有專家指出，80年代經歷的兩個增長波，一個是由煤炭產業自身的繁榮帶來的，另一個是焦化、冶金、電力等煤系資源型產業的繁榮帶來的，這兩個增長波使得經濟要素的配置方式、結構和效率，乃至於整個 產業生態都發生了徹底變化。其原因可以歸結為吸納和擠出兩種效應。
一是吸納效應。改革開放以來，在短缺經濟的脅迫下，在增長至上目標的催生下，在資源紅利的誘導下，包括資金、技術、人才、裝備等各種經濟要素彙聚到了煤炭及其相關產業領域。以資源的大規模、高強度開發為代價，以煤焦產業的快速繁榮為代表，從資源優勢到產品優勢一直到競爭優勢，支撐著煤系產業家族大規模擴張，使山西經濟深陷于資源優勢的陷阱之中。
吸納效應，就像生長在乾旱貧瘠土地上的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它十分發達的水準根系猶如一部馬力十足的“抽水機”和“大吸盤”，把周圍土壤中本來十分稀缺的水分和養分悉數吸納到自己的軀幹，在保障著自身生長和繁榮的同時，卻使周邊生態更加劣化。
二是擠出效應，也即資源繁榮對管理、技術、人力資本的擠出作用。一方面表現為，資源產業的資產專用性強，沉澱成本高，前後向關聯效應和正外部性效應低，導致所在區域的其他產業發育不良以及教育、人力資本、R&D投資不足。另一方面表現為，資源繁榮帶來大量溢價收入，使得經濟活動更加依賴于資源開發，抑制了技術創新活動。
由此，形成了“資源擠壓技術、擠壓資本、擠壓管理”的特殊發展路徑，妨礙了工業化的正常推進，給區域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這種擠出效應，就象樹木被掐去了頂葉，使其生長點和成長性嚴重受損。事實上，在資源型產業的擠壓下，山西業已成型的紡織、機械、輕工、製藥等行業長期處於貧血和失氧的窘境，一批飲譽全國、耳熟能詳的名牌從人們的視野裡逐漸消失。
邊際收益規律支配著經濟要素的流動趨向和配置格局。90年代後期，國內市場供需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山西單一產業結構弊端暴露無遺。重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資源型產業畸形發展，富有創新活力和較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空間受到擠壓，發展步伐緩慢。由此，山西產業生態嚴重失衡，整體經濟的抗風險程度降低，進而導致資源遞減、環境污染與生態惡化，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孱弱。
資產專用性、沉澱成本、功能鎖定是資源型經濟的重要特徵，也是轉型發展的主要難題。進入 21世紀以來，山西大力實施“調整產業結構”戰略，資源型產業的內部結構和產業素質得到了明顯改善。但是，在各類規劃和政策持續發力的同時，由於國內資源類產品需求猛增，煤焦鐵市場價格一路走高，受“無形之手”的強力驅使，傳統支柱產業比重不降反增，資源型經濟特徵更趨明顯，區域經濟表現出強大的結構慣性和超穩態特徵。
顯然，消除吸納效應與擠出效應、打破功能鎖定和路徑依賴、改變結構慣性和超穩態特徵，是走出資源優勢陷阱的必然選擇和實現資源型經濟科學發展的根本出路。發揮資源優勢但不過分依賴資源優勢，發展煤炭經濟體系但不局限於單純開採煤炭，做強煤炭產業但不讓煤炭主宰區域經濟發展，這不是故弄玄虛的“繞口令”，而是資源型區域發展的“金剛經”。
延伸拓展產業鏈，上下游產業一體化，支柱產業多元化，是煤炭產業轉型的常規路徑。擺脫資源環境與技術經濟的雙重約束，發揮煤炭能源優勢，按照迴圈經濟原則和產業鏈延伸原則，做精做強煤焦、煤電、煤鋼、煤化工、煤建材及煤機製造產業，提升產業層次，優化產業結構，改善產業素質，構建現代多元支柱產業體系，是破解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難題的正解。
成之於煤而不困之於煤，依靠資源更要超越資源。煤炭不是山西的全部，不挖煤不行，光挖煤也不行。現實的難點不是放棄煤炭的支柱地位，不是壓縮能源產業的發展空間，而在於如何依託、借力、昇華、蛻變煤炭產業優勢，使之成為工業化資本的主要來源和工業化發展的主要動力。
煤炭產業的轉型不應局限于資源的稟賦優勢、生產優勢和貿易優勢，而應不失時機地上升到品牌優勢、技術優勢、競爭優勢的層面，不斷拓展和延伸新的優勢。
通過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現代服務業與傳統產業的對接，重新整合煤炭產業鏈，佔據產業價值鏈的高端。打造煤炭交易中心、煤炭期貨市場、煤炭金融中心、煤炭技術研發中心、煤炭產業標準制訂中心等，打造產業核心競爭力，使煤炭昇華為一種與資源有關的元素、符號或品牌，實現產業的高級化和質態躍遷，推動山西資源型經濟脫胎換骨、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