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我的個人成長諮詢師外出培訓，她忘了提前通知我取消。接下來的那次諮詢，我去見她的路上，一直在想，“今天必須對她表達憤怒。”
諮詢剛剛開始，我就說，“上周我很生氣，我失望，覺得你靠不住……”
然而，我的聲音依然纖細、微弱、小心翼翼、不帶攻擊性。
她說，“你可以把你想說的都說出來，我沒有你想像的那麼脆弱。”
我閉上眼睛，在恐懼的伴隨下把想說的都說出來，說到傷心處泣不成聲。
理性上我知道，我有理由理直氣壯。我說出“你犯錯了，我受傷了”，她不會被毀滅，我不會被毀滅，關係也不會被毀滅。
然而，這只是理性，只有當我說完了我對面的諮詢師仍能穩穩的坐在那裡，我才能驗證並確信這一點。
在諮詢室裡，一次次驗證並確信。
從“知道”到“知行合一”，隔著十萬八千里的距離。人們的第一反應做出的總是熟悉，而非有效、舒適的行為。
如果一個人小時候，每當表達“你犯錯了，我受傷了”，得到的回應要麼是“父母永遠不會犯錯”帶來的對自己情緒的困惑，要麼是“你怎麼能讓父母難受”帶來的對自己情緒的內疚，要麼是“父母如此辛苦，你怎麼還敢說受傷”帶來的更加嚴厲的指責和懲罰。
那麼他長大成人後，多半無法理直氣壯的說出“你犯錯了，我受傷了”。並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周圍的所有人。他懷疑自己對面的人都很脆弱，無法承受自己的攻擊。
對方讓我難受了，有很多可能。也許是我的錯，也許是對方的錯，也許是老天的錯。不管是對方的錯還是老天的錯，坦誠地說出你的需要，都不一定會使對方受傷。
以上一切，在頭腦的層面，很多年前我就能想清楚。但是在心的層面，當我說對方錯時，就渾身不自在。不自在到我寧可不說，能忍就忍。
隔在從“知道”走向“知行合一”路途中的東西或許很多，但我想至少有一件是身體的情緒記憶。
很多很深的情緒記憶，只有在諮詢室安全的環境裡，才能被活化、改寫。
還好，世界上存在心理諮詢這個行當，讓很多不可能變成可能。
換一個場景，這一次我是坐在諮詢師的位子上的。
有一次，我對來訪者說，“你在這裡可以大膽的說，我都能承受，承受是我的工作。”結束後寫諮詢記錄複盤，自己還洋洋得意，覺得當時說得可有道理了。
向督導彙報到這一段時，督導說：“那你覺得你跟TA這麼說，TA就能這麼做了嗎？”我頓時羞赧萬分，的確我完全南轅北轍了，也許在諮詢室裡TA看起來變得坦誠了，但我卻更難遇到TA的實質了。
不要看一個人怎麼說，要看一個人怎麼做。
同樣，不要看一個人知道什麼，要看一個人在做什麼，因為那才是這個人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