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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水漾洞庭波--《水滸傳》“身世”探秘

梁山水漾洞庭波--《水滸傳》“身世”探秘

侯會

《水滸傳》的編撰:照兔子畫大象?

畫布上有一頭大象,有人告訴你,這是只兔子,你肯定會搖頭。讀《水滸傳》,有人告訴你,書中聲勢浩大的梁山起義,原型是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你卻深信不疑。然而檢點史冊,歷史與小說間的距離,又何止兔子到大象?

歷史上的宋江武裝只有三十六人,僅如現代軍隊建制的一個排。不過這支“兄弟排”戰鬥力極強,“轉略十郡”,“流竄”于河北、山東、蘇北一帶,採取打了就跑的戰術,給官軍帶來不少麻煩。

幾年後,宋江在蘇北遇上了剋星。海州知州張叔夜設下埋伏,燒了義軍劫獲的海船,斷其逃路。經過一番苦戰,義軍“副賊”被擒,宋江不得不投降。

然而宋江趕上了好時光:“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他們非但沒受懲處,反而奉召進京,“三十六人齊拜爵”!接著又隨官軍前往南方鎮壓方臘起義——那是北宋末年興起于江浙的一場農民大起義,參與人數多達百萬!(參見《東都事略》《宋史》《三朝北盟會要》及李若水詩《捕盜偶成》等)

有一點不能不提:有關宋江的史料不止一條,唯獨找不到這夥人嘯聚梁山泊的記錄。相反,宋江橫行太行山的消息倒時有所聞。南宋末年有位姓龔的畫家替三十六人畫像題詩,前後五次說到“大行”(即太行山),卻一句梁山泊未提!可知在早期傳說中,宋江一夥是“山賊”,而非“水寇”。那時的宋江故事,還不能冠以“水滸”之名。

不過到了小說《水滸傳》中,情節陡變:三十六人的小團夥,一下子膨脹為十萬之眾——那幾乎是一個集團軍的兵力!單是頭目,就有一百零八個。戰術上也一改遊擊作風,變為嘯聚水泊、據寨守險的模式——這還是歷史上那個宋江嗎?

有人解釋說:小說嘛,虛構總是難免的,何必較真!話不是這樣講。《水滸傳》是古人對白話章回結構的初次嘗試,作者將史料和傳說整合成幾十萬字的大部頭,已屬不易;給他一隻兔子,卻要他畫出一頭大象,這樣的高明“畫家”,那時顯然還未誕生。就是兩三百年後,小說創作進入成熟期,曹雪芹撰寫《紅樓夢》,也還要依仗他豐厚的個人體驗和取之不盡的家族素材。

由此推想,《水滸傳》嘯聚水泊的史詩般場景,想必另有原型。

梁山泊與洞庭湖

我讀書不多,但常感開券有益。例如我讀宋代史料即發現,“水滸”故事的“水寇”模式,很可能借鑒了南宋初年洞庭湖大起義——那幾乎是歷史上唯一一次以大江大湖為依託、修築水寨抗拒官軍的造反樣式。那場起義的發生,緊隨宋江起義之後,其領袖人物鐘相與宋江並世而生,大概還要比宋江大上三四十歲!

說實話,《水滸》中的梁山泊號稱“四下方圓八百里”,顯系虛誇。梁山泊本為黃河的泄水湖,水面隨黃河的漲落而盈縮,面積最大時方圓也未超過五百里。以後黃河改道,水泊面積更縮至不足八十裡,入清後則完全乾涸。

縱目遠眺,只有千里以外的洞庭湖,因彙集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派之水,才能形成“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橫亙七八百里”(一謂“周圍至八九百里”)的宏大氣勢!(《古今圖書集成》)

至於小說中山勢巍峨、三關雄壯的梁山,實地踏勘不過是座“坦首無銳”的小山包。有一年我去拜謁,沿緩坡踱至山頂,只見幾段石塊壘就的矮牆,根本無險可守。真正水寨林立、戰船如鯽的景象,只能發生在南宋初年的洞庭湖中。

洞庭起義初期,湖中即有水寨七十餘座。各寨互為犄角,聲氣相通,唯楊么馬首是瞻。其中夏誠大寨最為雄壯,“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這才是真正的水滸寨氣象!

十萬人馬,八方共域

洞庭義軍一度號稱四十萬,應是連家眷計算在內。真正披堅執銳的戰士,據史書記載,“聚眾至十萬”(《十朝綱要》),“有眾八萬,號十萬”(《楊么事蹟》)。

《水滸》中的梁山兵馬有多少?山寨草創之初,僅有“五七百人”,日後漸增至“七八百人”及“三五千人馬”。及至三打祝家莊時,人馬已有萬人。攻打曾頭市時,更擴至兩萬以上。大聚義後,燕青隨宋江進京謀求招安,曾向宿太尉稟告:“梁山泊十萬人之眾,皆感大恩!”這個數字,與洞庭義軍人數正合。

《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本應以山東、河北人居多。奇怪的是,書中這場地域性很強的農民運動,頭領竟是來自五湖四海!除了以宋江、盧俊義為首的齊魯、燕趙好漢,以及中原(如林沖、張清)、山陝(如關勝、董平、呼延灼、魯智深、楊志)等地的北方豪傑;水泊中竟還招攬了大批南國英豪,如長江流域的李俊、張橫、張順,江浙、兩湖、川蜀的石秀、蔣敬、歐鵬、秦明等。而孫立、孫新是瓊州人,家鄉位於天涯海角的海南島,居然也不遠千里前來加盟!

說怪也不怪,這種籍貫上的雜糅,正是洞庭起義有別於其他起義的顯著特徵。兩宋之際,金人入侵,宋室播遷,導致了一場大規模民族遷徙。大批中原衣冠及潰敗官軍湧入南方各省,洞庭義軍同樣接納了大批來自北方的“士大夫避亂者”及“潰散兵卒”。史書稱這類人為“東北(西北)無歸之人”,在官府招安時還特別予以優待。

《水滸傳》展示的“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千裡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的場景,也只有在南宋初年的洞庭湖中才能見到。

晁蓋的原型竟是他

早期宋江傳說《三十六人贊》及《大宋宣和遺事》,還都承襲著史書“三十六人”的說法;到元雜劇中,宋江忽然改口,宣稱“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僂囉”。(《黑旋風雙獻功》)這已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先聲。

不過聽口風,宋江對義軍的控制並非“一竿子插到底”,而是聽任“大夥”“小夥”各抱山頭、自行其是,形成以宋江為首的鬆散聯盟。這又跟洞庭義軍的組織結構十分相像:湖中眾頭領各築水寨、自討生活,當官軍來襲時,則同仇敵愾,統一聽命于楊么。那同樣是一種鬆散聯盟的形制。

至於“龍頭老大”,梁山泊中共有兩任,前有晁蓋,後為宋江。不知別人怎麼看,我總覺得晁蓋此人有些“雞肋”。不錯,是他最早帶著七八個兄弟上山,火拼王倫,奠定了梁山大業。以後宋江上山,一口一個“天王哥哥”,尊他為首席。

然而晁蓋徒有“天王”的虛名,卻無出眾的本領。之前不過搞了一票攔路搶劫(“智取生辰綱”),還是靠著吳用的妙計和眾人的幫襯。上山后則全無作為。攻打祝家莊本是他樹立威信的好機會,結果卻讓宋江搶了頭功。後來好不容易爭得攻打曾頭市的指揮權,卻出師未捷先挨一箭,就此撒手人寰!

我百思不得其解:若說歷史上實有其人吧,任何文獻都不曾說宋江前面還有一位開山大哥;若說是虛構人物吧,卻又不符合講故事的習慣:宋江分明是山寨一號,為什麼要安排一位窩窩囊囊的老兄,壓在他頭上?

然而看看洞庭湖的歷史,我不禁恍然大悟。洞庭起義長達六年,先後出了鐘相、楊么兩任領袖。作為開山者,鐘相本是民間宗教教主(有研究者稱,他所傳佈的宗教疑似摩尼教,又稱“明教”或“吃菜事魔教”)。他以“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誘惑民眾,在荊湖地區佈道二十年,威望素著。他於建炎四年(1130年)揭竿而起,登高一呼,環湖六州十九縣一齊回應,洞庭湖一夜間成了義軍的天下!

不過鐘相造反時,已是七八十歲的“昏耄”老人,又因缺乏軍事才能,起義僅四十天,其天子岡大寨即被軍賊流寇孔彥舟打破;鐘相及妻子同時遇害。接下來,鐘相之徒楊么、楊華、黃誠、周倫、夏誠等在洞庭湖築水寨以自保,又與官府周旋對峙了六年之久。

你看,小說中晁蓋與宋江先後在山寨擔綱,不正是鐘、楊嬗遞關係的投影嗎?鐘相死後,楊么仍然打著他的旗號,擁立鐘相幼子鐘子儀為名義上的領袖,不正是宋江上位後仍然供奉“晁天王”靈牌的樣本嗎?而宋江在功業上遠超晁蓋,也正是對楊么後來居上的史實臨寫。

只是小說家在塑造晁蓋形象時,抹去了原型人物的宗教背景,於是晁天王的江湖名聲及崇高威望,也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變得有些莫名其妙了。

“癬疥之疾”與“腹心大患”

梁山義軍與洞庭義軍的同位關係,還可拿朝廷的重視程度來印證。

歷史上的宋江雖說“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但在朝廷眼中,畢竟是一方流寇、癬疥之疾。而小說中的梁山義軍卻被朝廷視為“腹心大患”,其實那正是南宋朝廷對楊么的定位。

原來,洞庭湖位於建康上游,處於南宋半壁河山的腹心之地。楊么的存在,不但阻截了長江漕運,還遏制了朝廷對西南、西北的控馭。統治者更擔心楊么勾結金人,共同為害。南宋大將張浚甚至斷言,此“腹心之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當時即有人分析,南宋朝廷面臨“三大患”:“曰金虜,曰偽齊(佔據大名府的劉豫偽政權),曰楊么。”又說金虜、偽齊都在“他境”,唯有楊么“正在腹內”——楊么也因而成為朝廷“攘外必先安內”的頭號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

有意思的是,這三大患在《水滸傳》中都能找到影子。如書中的遼國等同于金虜;坐鎮大名府的梁中書,正可與偽齊劉豫相呼應;而小說中的宋江,當然就成了楊么的化身!

水戰多是“空船計”

“水寇”的故事自然離不開水戰,就來看看《水滸傳》第79回那場水上戰鬥。官軍統制劉夢龍、牛邦喜率水軍征討梁山,船入水泊,卻不見義軍蹤影。好不容易發現兩隻漁船,漁人卻先自跳水逃走,官軍弄到手的,只是兩條空船。劉、牛二人只道義軍膽怯,於是揮軍深入,不料伏兵四起,船隊陷入一片火海。官軍大敗,兩統制也被捉住,割了首級!

值得注意的是,《水滸傳》前後有四五場水戰廝殺,無一例外都是“空船計”模式。第19回的水戰,官軍也是先俘獲一隻空船,隨之因輕進而慘敗。第80回,官軍在水戰中陸續奪得九隻空船,同樣因輕敵而全軍覆沒!

翻翻史書,此類“空船計”範式,正來自洞庭湖石牌大捷戰例。當年朝廷派統制崔曾、吳全率水軍進剿楊么。兩支船隊先在石牌湖口埋伏兩日,見上游寂無消息,便溯流而上。忽見上游放下空船數隻,崔、吳誤以為上游官軍打了勝仗,為了搶功,爭先上前,一時秩序大亂。船隊來到水面寬闊處,義軍的大型車船忽然出現。官軍數百隻戰船盡被撞翻,軍人被殺、被溺,“一日之內,萬人就死”!崔、吳二統制也都溺死,一說被義軍生擒,“臠割而食之”。(《楊么事蹟》)兩相對照,小說中的水戰場面,竟與史書記敘一模一樣!

《水滸》作者有點偷懶,寫水戰時,連軍隊番號也照抄不誤。小說寫高俅徵調水軍統制劉夢龍攻打梁山,其率領的是“金陵建康府(今南京)的一支水軍”。而當年敗于石牌湖的,正是“建康府水軍正副統制崔曾、吳全正兵人船一萬人”!

洞庭湖與長江相通,建康府當其下游;徵調建康府水軍攻打上游的楊么,於理正合。而高俅征討黃河邊的梁山泊,卻要從數百裡外的長江流域調集水軍,便不合兵家常理了。小說正是在這些地方,露出了“抄襲”的馬腳。

車船獨號“渾江龍”

有“軍迷”朋友會問:洞庭義軍威力巨大的“車船”,究竟是何戰具?原來,那是世界上最早的“輪船”雛形,行船不用槳,在兩舷安裝輪狀“水車”,以人力踩踏作為動力。槳輪可多可少,有八車、二十四車之分。

據考,車船最早是由唐人李皋發明的,但用於實戰,卻是在洞庭湖中。起先為官軍所擁有,後來連船帶工匠統被義軍擄獲。義軍照樣打造,戰鬥力大增。楊么的旗艦長三十餘丈,裝有三十二車;上下三層,可載戰士千人,形同內湖“航母”,號為“渾江龍”。梁山水軍頭目李俊的綽號“混江龍”,很可能便是由此演化而來。

然而世上沒有戰無不勝的武器。紹興五年(1135年),朝廷派大將岳飛征討楊么。岳飛命人在水淺處投放爛柴腐草,然後引誘車船來攻。結果渾江龍的“舟輪”被柴草塞住,動彈不得。楊么見大勢已去,投水自盡,被嶽飛部將牛皋在水中擒獲。

《水滸傳》中也出現了車船,只是易名為“大海鰍船”。照書中描寫,“二十四部水車一齊用力踏動,其船如飛”。高俅率軍討伐梁山時,便乘坐了這樣一隻大船,結果同樣是舟輪被塞,船漏進水,好漢張順乘勢登舟,將高俅投入水中,然後擒獲,與牛皋擒拿楊么一般無二。

嶽飛的呼聲:不得殺!不得殺!

或謂:宋江的結局是戰敗投降,鐘、楊的結局是兵敗被殺。這一點上,小說還是忠實於宋江起義史實的。其實不然。嶽飛平定湖湘,承襲了官府一貫的剿撫並舉方針。在此之前,朝廷為了對付楊么,曾七易其帥,先後派出二十多批招安使者,均告失敗。

嶽飛此來,先向高宗討得“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大兵開赴洞庭後,嶽飛並不急著進攻。他先派招安使者持“旗榜”到湖中招撫,誘以利祿。義軍原非鐵板一塊,一些頭領懾于岳飛的威名,接受招安,受到優厚封賞。嶽飛又制定了“以水寇攻水寇”的方案,在軍事壓力下,又一批頭領投降。堅持不降的,只剩楊么等極少數。因而最後的軍事解決,也變得輕而易舉。整個行動只用了八天。

楊么就戮後,牛皋曾提議說:楊么等攪擾地方多年,此番勞動王師,最終殄滅,“若不略行殺戮,何以示軍威”?嶽飛說:不然,這些人本是尋常百姓,為“苟全性命”而“聚眾逃生”。如今既已投降,“並是國家赤子,殺之豈不傷恩?”又連連呼喊:“不得殺!不得殺!”

以下的善後工作,官軍做了三件事。一是對義軍隊伍加以刪汰,“少壯有力者”收編為官軍,“老弱不堪役者”發給米糧,令其歸田。二是將寨中財物賞給部下,並拆除湖中軍事設施,“縱火焚寨”。三是揭榜安民。(《金佗續編》)由於嶽飛處置得當,此番平定湖湘,少了許多血腥氣。

小說中宋江接受招安後,做了同樣的三件事:對義軍隊伍改編刪汰;張貼告示,周知附近州郡村坊百姓,宣佈“買市十日”(即賤價處理山寨財物),並將山寨餘財上交國庫及散給部下;又散放船隻、拆毀屋宇及三關城垣、忠義堂等。小說作者何由知悉一場起義的善後程式?顯然也是參考了洞庭起義的歷史材料。

總而言之,《水滸傳》的成功創作,在於作者有著寬廣的視野,相容並包的理念以及整合虛構的出眾才能。小說不獨借宋江起義、洞庭起義構建了故事框架,還從眾多農民起義、民族戰爭的史料傳說中攫取素材,最終才有了這部不朽之作。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把“農民戰爭史詩”的桂冠,獻給這部小說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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