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雲路
整理書籍，發現一些舊書，馬克思的、黑格爾的，還有幾本文學名著。扉頁上有自己學生時的簽名，並注有購書時間：1963年、1964年、1965年。它們讓我想起了高中時的讀書歲月。
當年在北京101中讀高中，我立志於思想理論，拼命讀書。那時我已經讀了《資本論》《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之類的大部頭。當思想打開之後，求知欲之旺盛真是匪夷所思。當時我辦了北京圖書館的閱覽證——雖不能借書，卻可在閱覽室盡情讀書看報。我每逢節假日必去，擺出博覽群書的架勢，想成為思想家。那種閱讀除擴展了思想，還鍛煉了閱讀能力：首先是速度，有限的時間，讀更多的書，獲更大收益，這是每次閱讀的追求，閱讀速度自然練出來了；再是記憶力，要多讀當場便來不及做筆記，於是強迫自己記下來，回家後補做筆記——結果常常一做就是幾十頁。
1966年夏，臨近高中畢業，“文革”爆發了。因為此前的閱讀，我從運動一開始就保持了獨立審視。當時閱讀書籍與閱讀社會，對我都進入一個特別時期，那是青春的閱讀。而青春的閱讀常常會有青春的夥伴。
我不能到圖書館借書了，卻在一個“家庭圖書館”借到了書。他是我的男同學，叫李向南——就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新星》中主人公的名字。《新星》中的李向南，後來給同班的李向南造成了一些麻煩與花絮，此處略過不提。李向南的父親是人民日報社的領導幹部，家中藏書很多。記得第一次到他家借書，就遇到他讀初中的小妹妹，她就是幾十年後的知名學者李銀河。那時她在我眼裡是個聰明爽朗的小姑娘，大家都叫她小名“三反”——她出生於“三反”運動那段時間。
那次在向南家，我一下借了一二十本書，至今記憶猶新，有赫胥黎的、培根的、笛卡爾的，還有亞當·斯密、歐文、聖西門和傅立葉的，再加幾本文學名著。一開始沒想借這麼多，是李向南的爽快鼓勵得我得寸進尺。其中不少書是精裝的，嶄新，抱著書從他家出來時，感到同學的情誼真美好。有了第一次的一二十本，再還再借；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一二十本……
然而，就在第一次借書讀時，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居然忘了這是借的書，直接拿筆在上面畫開了。等還書致歉時，李向南只說了句“沒關係”，便讓我再在書架上挑書。這是那個年代才能遇到的事。
這輩子與書有緣，除了李向南、李銀河家的“家庭圖書館”在讀物匱乏的年代資助了我，還有個“家庭圖書館”不能不提，我當時認識了一位元初中女生，她父母在文聯工作，家中藏書甚豐，多是文史類的。我在中學時能夠閱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司湯達等諸多名家的作品，離不了這位元女生家的家庭藏書。
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後，我讀了不少未公開發行的灰皮書，還讀了凱恩斯等人的經濟學，來探究國家資本主義，尋找解析中國的鑰匙。當然也重讀了馬列。記得當時我想通讀《列寧全集》，這位初中女生便將家中的精裝《列寧全集》，用一個旅行袋提來了。
這次，我又犯了不該犯的錯誤，又在上面批批畫畫，意識到不妥時已經批畫得相當多了。我自然十分不安。也是從那時開始，再借閱別人的書，我手邊不再放筆。初中女生看了我的批畫後，幾乎和李向南一樣地安慰我“沒關係”，還說這套全集放在書櫃最高層，在幹校“改造”的父親根本無暇看。這位初中女生幾年後成了我的妻子。她父親自然成了我的岳父。那套《列寧全集》雖幾經岳父家搬遷，一直高居書櫃上層，當年的批畫至今仍未被岳父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