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貌
陳漱渝
在上海參加簽售活動，遇到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他托人遞給我一份列印材料，題為《劉百昭一生的幾個主要片斷》。文章一開頭就寫道：“我的祖父劉百昭，字可亭……”由此知道，此文作者就是劉百昭的孫子。
在我心目中，劉百昭可以說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說熟悉，是因為我讀過也教過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知道他就是當年帶領軍警和河北三河縣老媽子武裝接收女師大的那位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他熟稔武術，自稱“在德時曾徒手格退盜賊多人”，所以在我印象中他是一個“打手”或“教師爺”。說陌生，是因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出任專門教育司司長，以及北洋軍閥垮臺之後他還幹了些什麼。
注釋《魯迅全集》時，我們連他的生卒年都搞不清楚，看了劉百昭之孫劉恕先生整理的材料，才知他生於1889年，1933年去世，僅活到44歲。劉百昭在歐美八個國家留學十一年，懂多國語言，對中西文化都比較熟悉，並不是一個莽夫。他跟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章士釗是同鄉，又是留學英國的同學，贊同章士釗“整頓學風”的主張，故被章士釗推薦重用。1931年他又被章推薦，擔任了東北大學文法學院的院長，但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學生紛紛逃散，校園成為日本侵略軍的馬圈。劉百昭逃回上海，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公開反對國民黨專政，反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可以說，劉百昭1925年的所作所為或是他一生的污點，而他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的言行，又成為他一生中的亮點。魯迅的作品將他定格在1925年和1926年，我們無法從中看到他的全貌，只得將他符號化、臉譜化、漫畫化，或視為社會上某種典型。
事實上，人性是相當複雜的。人生像條河，在奔流不息的過程中，時間和空間必然發生變化，因而人的品性也可能會發生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質的變化。
魯迅也反對把人物臉譜化，讀讀《臉譜臆測》一文即可明白。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有多種屬性。比如，為權勢者設想的孔子同時也是一位無神論者，在巫鬼勢力旺盛的年代不隨俗談鬼神；田園詩人陶淵明心境清幽閒適，但仍不能忘情於世事；對於劉半農，魯迅肯定他在五四時期曾以戰士現身，而晚年卻做打油詩，弄爛古文，日趨守舊；對於章太炎，魯迅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時期以革命家的身份，推動時代車輪前行，晚年卻成為儒宗，拉著車屁股往後走……對於外國歷史人物，魯迅也總是指出其複雜性，如尼采的超人學說震驚了歐洲思想界，但終覺其渺茫；佛洛德的精神分析法能撕破一些正人君子的假面，但只注重性☆禁☆欲卻是一種偏執；普列漢諾夫是一位理論家，但政治觀點卻經常動搖不定……魯迅對《紅樓夢》給予極高評價，原因之一就是曹雪芹打破了“敘好人完全是好，敘壞人完全是壞”的傳統格局，能夠做到“並陳美惡”。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歷史人物進行蓋棺論定時，“並陳美惡”是可以而且應該做到的，但要求作者在一篇針砭時弊的文章中做到此點則近乎苛刻。比如魯迅的雜文，往往針對社會的一鱗一爪、人物的一時一事發出議論。所以，我們不能把魯迅在雜文中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評說當成不可移易的定論，完全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無論對魯迅肯定過的人物，如荊有麟、李秉中、鐮田誠一、武者小路實篤，或否定過的人物，如章士釗、劉百昭、李四光、楊蔭榆、林文慶、梁實秋、葉靈鳳、高長虹、陳西瀅、顧頡剛，都應該作如是觀。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物某些方面的優長和貢獻而忽略他們曾經有過的過失，也不能因為他們一時一事的失誤而簡單地推及其餘。看人，要看全貌。不禁想到魯迅評價曹雪芹的那句話：
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