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不能以理來衡量的。“一輪明月照姑蘇”非要改為“一輪明月照姑蘇等處”，理是通了，可也會成為笑柄。
詩之妙，在含蓄，在微妙，在於其可言與不可言之間。清人葉燮說：“可言者固理，難言者亦至理。”他舉杜詩“碧瓦初寒外”為證。他說：外是相對於內而言，初寒還要分內外麼？寒氣本充塞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難道碧瓦在寒氣之外，寒氣只存於碧瓦之內麼？假如寫成“碧瓦初寒際”、“碧瓦初寒覺”、“碧瓦初寒送”、“碧瓦初寒入”，也未嘗不可，卻總不如“碧瓦初寒外”一片空靈，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他又舉“月傍九霄多”。講到月，一般情況下總是說圓缺、明暗、高下、升沉，無所謂多少。從字面追究，是月本來多呢，還是傍得九霄才多？是月本身多呢，還是所照境界多？令人費解。然而設身處地想一想，九重宮闕，萬籟無聲，皓月當空，愈見千門萬戶的氣象。下一“多”字，才是此時此地的月，才是杜甫目之所睹，身之所經的月。
(本文發表於2016年10月20日今晚報副刊，作者：祁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