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銘記和經常回味的是康得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的一段話：“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始終新鮮不斷增長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康得的思索指向了兩個世界，一個是自然的世界，一個是人的世界。
我們知道，在西方文化傳統中能夠銜接兩個世界的思想家向來不乏其人，且如康得，儘管他以“三個批判”成為人類思想的先賢大哲，同時他還是星雲說的創立者，還可以講授物理學和數學。同樣，笛卡爾、帕斯卡、萊布尼茨不僅是大哲學家，還是大數學家。在自然與人之間架橋鋪路，仿佛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使命。
我始終以為，西方文化中多學科之間的交叉和融合是一種天經地義的傳統，就像三綱五常是不折不扣的中國產品一樣。儘管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引發了現代學科的分類，並在新一輪的科學革命中走向了專門化和精細化，導致哲學的光芒不再，但跨學科的思想家則歷來後繼有人，像彭加勒、愛因斯坦、丹尼爾·玻爾、波普，等等。
這些大師們的光華照耀，使我們幾乎睜不開眼。即便如此，仍有在光華隙縫中窺探到一絲危機的人。他把這種危機命名為“兩種文化”。他叫c·p·斯諾——英國的分子物理學家兼作家。
斯諾的《兩種文化》是他開始於1959年、結束於1970年的一個報告集，他憂心忡忡地指出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日益分化，終將給人類發展帶來巨大損害。而使他發現“兩種文化”理論的竟然是“科學家不知道狄更斯，作家也說不出第二熱力學定理”——當然，這僅僅是他的例子之一。但這一發現在中國人眼裡也實在太稀鬆平常、太小題大做了。比方2001年初，就有一群人文學者去南極思考“人類未來”的事件，可他們的行動卻被國內科學家嗤之以鼻。科學家認為，這些人文學者不過就在南極圈外轉了轉，所去的地方“不具備南極的典型環境”，旅遊而已。正是科學上的無知和顢頇，使他們聲勢浩大的行動成為一場笑話。參與這個行動的，頗有幾位國內有影響的人文學者。想來，斯諾不可能知道他身後的中國會出這麼一場笑劇，否則他會非常尷尬地覺得自己的憂思在中國實在沒有產生什麼“重大影響”。
斯諾是敏銳的，他的憂患極有道理，具有相當的前瞻性。現代科學（科學革命）的興起，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分野越來越大，兩個不同領域之間學者的話語，即便不形同冰炭，也是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一現象不僅在西方社會，在整個世界中也相當普遍。美國思想家丹尼爾·貝爾指出這是一種文化斷裂現象，並且放置于整個資本主義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到了上世紀的1993年，這種危機感在西方國家進一步加劇，以至於嚴重到美國古本根基金會動用十位國際一流知識份子、花了兩年時間寫出了《開放社會科學》，以探討社會科學的重建問題。
有意思的是斯諾的視野並不限於西方，他在第一個報告中指出，他相信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中國會通過大學院系調整很快調和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關係；可是他太輕信了自己的判斷，以致不得不在1963年的報告中承認“過高地估計了中國工業化的速度”。讀到這裡，讓人不由得一聲長歎，1963年正是中國剛剛渡過嚴重經濟困難時期不久，誰也不知道在這小小喘息之後會發生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
斯諾的憂患，雖然是西方人的憂患，但對於我們來說，似乎有著更大的警醒。
(本文發表於2016年10月19日今晚報副刊，作者：施京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