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一篇關於作家、戲劇家杜高的文章，說到杜高早年因捲入著名的胡風案而受牽連，在高牆裡度過了二十多個春秋。“度盡劫波兄弟在”，他到底還是堅強地挺過來了，熬到了平反昭雪的時候，但一個翩翩少年已成了垂暮之人。聽說杜高要和一位年輕的姑娘結婚，好友田莊便把杜高早年贈給自己的照片轉送給那位姑娘，還附上了一句話：“還你一個真實的杜高”。
這個情節讓我終止了閱讀，淚眼一下婆娑了。自是又有了一番感慨和感想。
首先我想到了老照片。老照片和今天的數碼相機、手機拍的不同。老照片是機械相機的作品，是黑白膠捲的產物，那時有相機的人很少，膠捲也很貴，且每卷大的（120相機膠捲）12張，小的（135相機膠捲）36張，很有限。普通人除了特殊的日子去照相館照一張一寸或兩寸的，其他時候是不會去“鋪張”和“奢華”的。所以老照片是一個人十分有限的“形象”記錄，這就註定了它會給照片主人一種滄桑感和隔世感。
我最近也在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老照片掃描成電子文檔。既便於保存，又可以與親友“共用”。但這件事，我做得不順暢。我常陷於老照片帶來的回憶中難以自拔，而不得不停止工作。老照片帶我在時空隧道穿梭，讓我在產生幻覺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疑惑——那個留長髮和蓄鬍子的是我嗎？那個打著長圍巾冒充“五四”青年的是我嗎？那個在人群中手舞足蹈、張揚狂傲的是我嗎？……我總覺得那是我的前世。
今天的我；腦滿腸肥，尸位素餐，哪裡還有丁點當年的影子？而骨子裡的禮義仁智信和憂國憂民的基因，也已經變異和模糊了。如果今天的我是真實存在的，那昨天的我是虛假的嗎？如果昨天的我也真實地存在過，那份真實還有價值嗎？如果早年的真實還有價值，我能穿越回去嗎？能還原一個真實的自己嗎？我只有不斷拷問自己……
順便說一下，杜高原名李傳惠，因為他把兩位偉大的俄國作家當作自己的偶像，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譯為杜思妥耶夫斯基）和高爾基，便取兩位大師名字的首音，合而為“杜高”。我為什麼要補充說這一點，是因為我在網上搜索“杜高”詞條，跳出來的全是另一類“杜高”——名犬“杜高”！我要說的是，二者沒有任何關係，但在今天，人不如狗的現象卻時有發生。這未必不是人類的另一種悲劇和苦難。
那麼，請記住杜高《生命在我》一書的題記吧：“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難。”
(本文發表於2016年10月18日今晚報副刊，作者：何永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