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圈盛傳這樣一句話：想成為一個導演，要學會等待。
許鞍華是這句話的信徒。今年70歲的許鞍華至今孑然一身，婚姻空白，情感，在大眾可以窺見的範圍內，也是空白。將近50年的時間，她無比忠誠地廝守在一個伴侶身旁——那就是電影。
20歲時，她想拍一部蕭紅的電影，但當時沒錢，只能把它擱一擱。40年後，她帶著略有些惶恐的心情完成了《黃金時代》，傾注了自己所有的人生觀、藝術觀和價值觀。
2014年，《黃金時代》如意料中一樣，成為當年華語電影圈不可繞過的一個話題，在上映7個月後，為許鞍華贏得了第五座金像獎。之後，她對公眾表示將不再參與獎項角逐。
短髮，方臉，蘑菇頭下一副黑框眼鏡，鼻翼旁是兩道雕刻一樣深的法令紋，這是許鞍華數十年來不變的形象。在各種鏡頭的對焦下，許鞍華總是這樣的一副形象，淡泊、無欲。
“比如得獎，對我無所謂，過去我還以為自己是裝的，後來才知道是真的不喜歡。(大笑)也許是自己得過了，無所謂。”
她的黃金時代來得比同行們都要早。
1975年，港大畢業、留學英國的許鞍華回到香港，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大導演胡金銓的助手。她在香港電影的鼎盛時期入行，既有天資，又肯勤學，很快便交出了技驚四座的成績。
她執導的第一部作品《瘋劫》就收穫了票房與口碑。影片以一宗殺人事件為線索展開。為了搜集資料，許鞍華跑去看法醫解剖死人頭顱，肆無忌憚地引入西方現代影視觀念與技巧拍攝，筆觸充滿獵奇與高度刺激性。
幾年後的《投奔怒海》一舉為她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獎。在影片中，她探討了越南戰後的政治民生，雖然是異國題材，但影片裡的寫實意味和濃厚的歷史氣氛卻能讓本土觀眾感同身受。
她是少有的視野貼近生活與現實的導演，敘事中常顯示出獨特的社會視角和人文關懷。80年代的許鞍華如日中天，香港資深影評人列孚曾評價那時的她，“比今天的王家衛更紅”。
1983年，她看了臺灣新浪潮電影，第一反應是：哎呀，我們玩完了。“為什麼他們好像貼近了生活一點？怎樣可以有自信去拍一些很悶的事，卻有一種張力？”她也想拍這樣的電影。
但在那之後，她卻進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失語期。一些香港影評人評價她，“許鞍華沒有自己的風格”。她沒有一絲自戀與回避，用異常苛刻的眼光對向自己：《傾城之戀》當然失敗啦，《書劍恩仇錄》很stupid，《客途秋恨》拍的很粗，《極道追蹤》沒精打采。
但她從沒放棄，拍片是她的價值。她對電影有近乎癲狂的癡迷，她形容自己拍戲時“有點像個賭徒”，“不肯離台的那種”。
她游走於商業和自我追求之間，從不配合大眾對於艱苦藝術家的想像。她說，“你給部戲我拍，我會很開心。但我不想因為戲而發愁，只要不讓老闆虧錢就好啦……”
直到1994年的《女人四十》，她終於找到入口。此後，她的作品中大量出現女性題材。作為華語影壇少有活躍的且成績斐然的女導演，人們喜歡拿她鏡下的“女性”說事兒。許鞍華承認自己特別關注女性題材，但她的作品從來不曾出現全力關注曲折愛情或纏綿情調，而總是貫穿濃重的意義敘事和家國情懷。
有人將許鞍華的作品概括為“失敗女性的群像”，太過膚淺與刻薄，她總是強調，“我不刻意去談什麼或反什麼……有時候，我拍一個不幸的女人，或許她的人生是失敗的，但決然把失敗歸結給社會或男性，這在我看來也是不全面的。”但男權主導的社會如何界定與支配女性，卻是她的作品中常見的、若隱若現的剪影。
事實上，無論在生活或是作品中，她更多隱藏著自己傳統意義上的女性特徵。在她的作品中，極少呈現巨大的衝突，喜愛流露平實的溫暖，波瀾不驚，於細微處發現感動。
她的落筆總是冷靜客觀，作為觀者甚至能夠感受到，她極怕渲染。電影《桃姐》中，每一處情感將要噴薄而出時，許鞍華總是將鏡頭和臺詞搖移開來，讓觀眾從餘味中體味其間的情感。
她對女性有著近乎殘忍的細緻勾勒和不帶鮮明好惡的價值評判。香港影評家石琪評論許鞍華拍的《半生緣》時這樣寫道：“想不到女人原著、女人導演的此片，簡直有點‘反女人’。”
在華語電影圈的雄性話語權中，許鞍華憑藉過硬、持久的影響力為自己贏得了一席之地。
香港電影導演協會會長、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陳嘉上說，香港電影之所以能夠撐著，是因為我們幸運。因為我們還有王家衛們還有許鞍華……許鞍華、杜琪峰甚至彭浩翔，這些人的電影，大部分時間都不能進入內地，等於說票房和他們無關，可是他們在抓文化定位，在抓香港人定位，抓本土文化的一些做法，如果不是他們的話，港片大概就已經沒有生命力了。
在經歷香港電影的輝煌與崎嶇，許鞍華能否在餘生等來港片的復興，沒有人知道。人們只看到她窮盡大半生在電影畫卷中填得密密麻麻，不負此生。
就像點燃她創作熱情的蕭紅一樣。在華語電影極度缺乏生命力的這些年月，她與蕭紅一樣，趕上了屬於自己的最好的時代。
文 / 衛詩婕
編輯 / 大 桃
一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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