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張中行
張道梁
時光過得這樣快，一晃，中行離世已經十年。我時常想念他。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長途電話中慶賀他的壽誕，祝他活到百歲，他不假思索地說：“那沒有問題！”不意竟於2006年以98歲去世。
我和中行結識於淪陷時期的北平，在六十年中，除“文革”十年外，從未中斷過聯繫。1946年我在《新生晚報》工作時，約他每星期寫一篇《週末閒談》刊於第一版，後改為每天一小段《一夕話》載於副刊，少則二三百字，多則六七百字。
中行和天津的關係很深。1936年，他從北大畢業後，經胡適推薦，到南開中學任教，同在南開教課的還有韓文佑、何其芳、畢奐午。韓文佑成為中行終生的摯友，中行每次來天津，都要和韓見面。中行的胞妹嫁到天津，也是他常來天津的原因之一。
中行最愛喝天津的豆漿。他很欣賞每天早晨豆腐房由後面小屋的毛驢推大磨研出來新豆漿，倒入門面房正在滾開的大鍋裡，從鍋裡新挑出來的豆皮，搭上新炸的棒槌果子，既富營養，又好吃價廉。每到天津，中行必到豆腐房飽餐一頓。
中行和楊沫有過一段姻緣，後因故分手。1937年7月，楊沫離開北平前，約中行見面辭行。
1943年深秋一天，我和中行在中南海散步，在紫光閣稍南的一棵大樹下，我們在一條長椅休息片刻，不料這長椅竟是中行刻意選擇的，他隨即說起楊沫曾坐在這長椅上，剪下一縷青絲遞給他，說即將離開北平，以後難得一見了。
1958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書中把餘永澤寫成與時代不和諧的知識份子。讀者對號入座都認為原型就是中行，中行表現大度，不以為然。
1979年，中行和楊沫的女兒徐然促成楊沫做東，在東城一家餐廳請中行聚餐。徐然在報上回憶那次聚會，說“那笑容都是極親切”。徐然和中行聯繫時總稱中行為先生，中行對徐然強調：“你知道嗎，你叫我先生，我是你父親！”
1994年，楊沫的《青藍園》出版，敘述了她一生的三次婚戀，指責中行“負心、自私、無情、世故”。中行給我來信，認為幾十年後她仍然向他潑污水，這本書的出版，使他和楊沫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此中斷。1995年楊沫逝世，中行也未去參加遺體告別。
中行一生淡泊名利，樂觀曠達，我們相處半個多世紀，只見他有過兩次激動的表情。一次是1947年夏，他來天津，在勸業場附近吃過便餐後，我提議到光明影院看一場電影，沒料到他勃然變色說：“不去！我因不願看那蔣光頭，連電影也不看！”原因是自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規定，所有影院開映前，先放蔣介石的戎裝像，全體觀眾起立“致敬”。
另一次，1991年10月，我協助津美書畫社幾個同事去北京聯繫業務，當天事情沒有辦完，我臨時給中行打電話，經他聯繫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招待所住了一夜。晚間我和中行談了很久，當提到他與楊沫的關係時，中行激動地大聲說：“我是被她遺棄的！”
中行晚年，眼睛越來越小了。或許這是他長年埋頭提筆，以及他秉性平和，很難使他有生氣瞪眼的時候，眼皮四周活動量小，加以他晚年發福，遠看他的眼成了兩道縫。
